我们都为 Joyside 着盛装
印象很深，在 2006 年发行的 Joyside 纪录片《颓废的东方》里，乐队贝斯手刘昊面对导演 Kevin Fritz 的镜头，拿着瓶酒，努力地想要透过酒精，为自己和乐队找到一点存在意义。
“我觉得我也不算是在浪费生命，我觉得这不属于浪费生命，我觉得是在干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最起码的能够让中国人，什么时候觉得我们不是一群（废物）。”但他似乎很不自信，也不确定这个意义究竟是什么，犹豫着又说，“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喝多了。其实我们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我们不是一群废物，我们不算是废物。”
为了这个采访，我们找到七位年轻乐迷，都是九零后甚至是零零后，问了他们几个问题，其中最后一个问题是：“让你对 Joyside 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其中有三位都不约而同地给我发来两个字：“谢谢”。我在收到消息的那瞬间，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十几年后，Joyside 存在的意义没有被遗忘，却似乎更加清晰。
当我们这些年轻人开始接触摇滚乐时，Joyside 已经不在了，但我们依然或多或少地受到 Joyside 的影响，从而改变了对中国摇滚乐乃至对自己生活的认知。我不知道 2006 年想要证明自己和乐队不是“废物”的刘昊，对这个回答会不会满意，但一支摇滚乐队能获得的最大意义也莫过于此吧。
Joyside的开始
刘昊的流行音乐启蒙和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青少年一样，来自港台流行歌，七八块乃至十块钱一盘的磁带。他小学时候记忆最深的，一个是小虎队，一个是谭咏麟。之后《中国火》系列磁带问世，“魔岩三杰”登上舞台，刘昊从这时开始接触摇滚。“上初一的时候，我一同学给我串了一盘何勇的《垃圾场》。我一听就惊了，我说这个歌还能那么唱？就觉得这东西厉害，我得听。”他回忆说，他沿着国内，听到国外，绕不开枪花、涅槃，只不过那时还没有迎来打口碟大量输入的时代，“没什么别的听的，那时候资讯特少。”
边远则说他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英语课文里的那首《Ten Little Indians》，说完他还唱了一段：“One little, two little, three little Indians.”慢慢地边远也接触到中国摇滚，再在高中一个同学的推荐下，开始听 The Beatles 和 Nirvana。有次边远在磁带里听到一段好听的贝斯失真，问那同学：“这是什么音色？什么乐器发出来的？”那同学说是贝斯。“这太酷了，”边远想，“以后我要弹贝斯。”
后来等到跟大学同学组乐队的时候，边远便说：“我弹贝斯，你弹吉他。”他爸从文工团花两百块买来一把贝斯，边远一弹，发现声音怎么不对，贝斯闷闷的：“我说不是这个声儿啊，这贝斯怎么这么难听，太无聊了。”好在另外那哥们不介意，说他来弹贝斯，边远弹吉他。第一个乐队就这样组上了。他们会排练、翻唱一些 Nirvana 和地下婴儿的歌。“那会儿喜欢地下婴儿，几乎他们所有的歌我都会弹。”边远说，“后来就离开学校，去刘昊他们学校附近租了地下室，又认识了刘昊。”
刘昊那时还在北京联合大学世纪村校区念书，因为喜欢摇滚乐，衣着外表便有些与众不同，“染一黄头发在学校里溜达”。比他小一届的两个男生，也是摇滚乐迷，见到刘昊就上来打招呼说：“哥们你玩摇滚乐的吧？我们有一朋友，也一起玩乐队，到时候哪天叫过来一起认识一下。”两位学弟口中的那个朋友，就是边远。
“我第一次见他，2000 年，上大二上半学期。边远那时大绿头发，穿一个白T恤，一个牛仔裤也是烂的，穿一个什么康威鞋，不是匡威鞋，黑色的康威鞋，地上一坐。”刘昊不留情面地说，“我说这哥们真的太混了。”
认识后两支乐队为了省钱，便一起租地下室排练。可不多久，刘昊和边远各自的乐队就都散了，但两人都还想玩乐队，一拍即合，搭伙又组起乐队来。“他说你这么着吧，刘昊你帮我弹贝斯。我说我不会弹，根本就不会弹。”刘昊描述当时边远劝自己弹贝斯，“他就说以后找一个女贝斯手，等找到之后咱就替换，我说行，我说你赶紧找女贝斯手。到处找，还找过老外什么的，也没找着。结果说一弹，到一直弹到现在。”
这便是最早的 Joyside。关于乐队早期的清河生活，乐队前鼓手范博在年轻帮豆瓣小组的一篇回忆文章里写得很细致。那时的生活很艰苦，但却也掺杂着快乐：“19 岁对于一个刚从父母身边出来，来到另一个城市的孩子来说，清河就是他的家。坐在车上听着音乐，就想赶紧到清河，因为我知道会有一个快乐的酒会等着我。”
“最早的 Joyside 是我、边远和辛爽。辛爽打鼓，我弹贝斯，边远吉他、主唱。”刘昊介绍说，“后来辛爽退出了，就换了廊坊的一个朋友叫李锦。我跟李锦，还有边远，出了 Joyside 的第一张 Demo，七首歌同名 Demo 叫《Joyside》。完了之后，李锦就退出了，范博加入。没多久就是一个日本朋友阳阳，中野阳，他加入，弹吉他，边远就不弹琴了，就光唱。我们在一起出了第二张 Demo：《Everything Sucks》。完了之后，就演迷笛，演 2003 年的迷笛音乐节。”
这时关铮开口说：“我在台底下。”
新一代北京朋克的骄傲
关铮比刘昊和边远都小了好几岁，他的流行音乐从 Beyond 和 Michael Jackson 始，但很快又从流行转移到了朋克，《无聊军队》。“当时我初中，记得听完黑的两个磁带，看那画里的人，这人怎么都这样，还有脏话骂人的那种歌词在里头。我说这还能出版，挺厉害的，没听过这样。”关铮说，“后来我知道这是嚎叫唱片出的，我就买了一堆嚎叫唱片的磁带回去听。”
虽然也听过唐朝或者黑豹，但还是朋克更吸引关铮。他又在朋友串给他的几盘磁带里听到了国外的朋克音乐，像 Rancid 或者 Anti-Flag。十五六岁的时候，关铮不好好上学，成天出去惹事，家里人为了给他收心，就说让他在家里学乐器。正好胡同里很多小伙伴也想组乐队，就拉上关铮一起。“说咱玩个乐队，我说行。”关铮说，学打鼓也并非他的第一志愿，“我也想弹吉他，谁不想弹吉他？然后他说你不用弹吉他了，我们乐器都齐了，都买好了，就差鼓了。”
2002 年 Joyside 同名的 Demo 问世。朋友给了十七岁的关铮一张清华同方的刻盘，里面装有《Joyside》，可惜因为质量问题，七首歌只能听四首，但关铮依然从中感受到了 Joyside 的冲击力。他问朋友这是哪乐队？朋友说是中国的。关铮一拍手说：“这挺牛逼，洋气，我要去看他们演出去。”
那两年正好刘昊在老 What 办朋克系列演出“What Is Punk Rock”。“我有朋友说咱们一块去老 What 看演出，那会儿刘昊在门口卖票，他办的朋克演出。”关铮回忆第一次见刘昊和边远的场景说，“后来我就看见他（边远），当时对他印象挺深的，穿一红橘黄色皮搂，别了一玩具手枪，坐那地上，我说操，这人太猛了，人家跟我说这就是 Joyside 主唱。”
关铮后来去过很多场刘昊办的演出，一来二去地也就跟 Joyside 都认识了。所以当关铮和朋友们听说自己哥们的乐队要上迷笛音乐节，都高兴疯了。Joyside 演出时，他们挤到台下第一排疯狂 pogo，最后结束时把监听器音响的线都踩烂了。关铮描述当时的场景说：“那会儿学校的迷笛音乐节是免费的，谁都可以来。没有护栏，人就可以贴着舞台看。他们一上迷笛我们这帮身边的哥们都特高兴，我自己朋友上迷笛了！那底下的人都疯了，前几排开锅似的闹。”
Joyside 能上迷笛还是因为机缘巧合。迷笛本应5月举办，但有事取消了，而改为 10 月，Joyside 才有机会把刚出版的 Demo 寄给迷笛校长，从而被选中登台。
刘昊说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在演之前头两天接到一个通知，说乐队太多了，让朋克乐队抽签，抽一个死签，有这个死签就参加不了。我说我不去，我不扛这雷，我说边远你去吧。那时候我一直那么丧，死乞白赖的让他去抽签，去瑞王坟了，说抽完赶紧给我打电话。”
刘昊顿了顿：“他给我打过来，说不是咱们。我们那天 2003 年 10 月 1 号，安排的位置特别好。”
曾经的乐评人、如今的实验音乐家颜峻也在场。他的那篇 2003 年迷笛音乐节纪事文章《星星在我头上》这样描述 Joyside 的现场：“那也是音乐节第一个高潮。当他们奏出头两个和弦，人群就炸开了。主唱边远东倒西歪地抽疯并嚎叫，和所有真正的朋克乐主唱一样诚实而酷。他们成功地保持了朋克乐的精华、老派的激情、经典的和弦和音色、坦率而直接的台风。没什么比这更让人开心的了。”
颜峻写道：“Joyside，记住这个名字。在木推瓜解散、舌头没有上场的情况下，迷笛音乐节最美妙的高潮属于 Joyside，新一代北京朋克的骄傲。”
“很顺利的，沈黎晖就找我们签约摩登天空。签约摩登天空，还没有录专辑的时候，阳阳中野阳就被开除了，业务问题，他弹得不行。”刘昊笑了说，“然后就把辛爽，之前我们的第一任鼓手召回来弹吉他。我们就录了两张，一张专辑叫《Drunk Is Beautiful》，第二张EP叫《Bitches of Rock’n’Roll》。这两张录完之后，范博跟辛爽同时退出了，我们俩又完蛋了，这乐队又濒临解散。”
当然，我们知道的，鼓手关铮和吉他手虹位地适时加入，帮助 Joyside 完成蜕变。那是 2006 年。
在这之前，刘昊和关铮就跟朋友组过一支叫 The Believers（信徒）的乐队，但那时关铮正准备出国去澳大利亚。“我说关铮你来打鼓吧。他说你们 Joyside 我是很喜欢，但是你们那种东西我打不了。”刘昊很诚意地邀请关铮加入，“你先来试试，不行再说。一试，就给他留下来了。”
那时 Joyside 的经纪人是徐凯鹏，他跟乐队说就在网上搞定吉他手的事。这招聘贴子一发，竟把远在广州在在星海音乐学院念书的刘虹位给召来了。
番外：虹位！
虹位的音乐历程还有些许“曲折”，经历过数次转变。最早他也是从港台流行入门，听黎明、谢霆锋、郭富城，再到动力火车，后来有天周五放学逛唱片店，放在架子最下层的一张唱片引起了他的注意。“写了个重金属班霸，画了一个骷髅头什么的做封面，我说这是什么？潘多拉，Pantera。”虹位觉得很好奇、很刺激，就买回家去听，“家里那个时候还是用家庭组合音箱。我一放一听，‘滋滋滋’地就开始了。听了两分钟我关了，我说这他妈的什么东西，什么玩意，太吵了！”
但过了两三年，虹位在家整理东西的时候又看到了这张专辑，他心想这张之前买的好像没听过，就又放来听。“我拿过来一听，惊了，然后我把音量旋钮扭到最大。”虹位笑着说，“就开始喜欢了，开始寻找摇滚乐。包括看伍德斯托克的音乐节的 VCD，我在家，站在席梦思上面跟着一块跳。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接触摇滚乐。”
倒是虹位一开始想学鼓。因为他小时候看婚庆时，就喜欢看鼓手打鼓。有天逛商场看到琴行，虹位就跟他妈妈说想学鼓，妈妈嫌吵，就让他学吉他，在那琴行报了兴趣班。后来他去根据地酒吧看演出，见一吉他手弹 Santana 的歌，被迷住了，就回家跟父母说想跟着那位乐手学琴。在虹位的爸爸执意邀请下，虹位如愿以偿，得已去那位老师家里上课。
第一天，老师就问虹位：“平时听什么歌，是不是港台流行？”虹位说：“不，我喜欢潘多拉。”老师呆住了，说：“潘多拉你不能听，重金属都是垃圾。”虹位就问：“那我应该听什么？”老师就给他罗列了一堆布鲁斯唱片，包括 Santana，Eric Clapton 以及 Gary Moore 等等，虹位由此一发不可收拾地喜欢上了爵士布鲁斯。
然而对虹位与 Joyside 影响最深的还是一个来自北京的青年。虹位仔细地跟我们讲了这个故事，乐队其他人都不曾听他提起过。
学会了吉他，组乐队是顺理成章的事。那年虹位还没满十六岁，在音乐相关的 BBS 上发帖说找人玩乐队，很快消息栏“嘀嘀嘀”的响起，一个住在深圳的北京青年找上门来。虹位当时对乐队有自己的期待，其中就包括女主唱。但那人为了把虹位骗到深圳去，跟他说成员都找好了，让他先过来。虹位也怕遇到坏人，但他当天下午还是大着胆子坐车去深圳了。抵达约定的地点，虹位并没有见着人，就跟那人打电话。刚打完，一个又高又壮的北京大汉从小区树林里走出，说：“你就是小虹吧，我是你要找的乐队主唱。”
接着便邀请虹位去他家，虹位心中打起退堂鼓，那人说：“没事，我家就我母亲在。”虹位就去了，一进那人家门，屋里是黑的，大白天把窗帘都全部拉上了。虹位越来越怵，正准备坐沙发，那人发话了：“别，你进来，进来，我里面有个小屋。”虹位这下子真的慌了，害怕地问：“进小屋干嘛？”
刘昊听到这里，开玩笑说：“别把你肾给卖了。”
虹位笑了：“有可能哦。”
那人说：“没事儿，你进来。”他就把门打开了。那屋大概就五平方米，很小，墙上的架子上都摆满了小兵人玩具，CD 堆满了整个屋子，正中间是一白色的台式机电脑，旁边放着一把一把 Squier 的吉他。那人让虹位坐在电脑前，他自己搬了张凳子坐一旁。他让虹位带上耳机，打开电脑。电脑的磁盘都快装满了，全是歌，那人对虹位说：“你就听 Green Day，Sum 41，给我听。我要玩就玩朋克，New School！”
虹位感叹一句：“我就被洗脑了。”
“完全是给我洗脑，我在那就狂听。我说我要上厕所，他说别别别，听完这首歌你再上。我说不行，他说别别别，听完这首歌你再上。上完回来，他说来，你坐着，坐着继续听。听了一晚上，到了早上四五点钟，都不让我走。看一晚上，我居然也看得进去。”虹位大笑着给我们说。
“从那开始就没有离开过，后来就在深圳跟他组乐队，玩 New School 朋克。最早的一个叫 RGB，就是 New School 乐队。这个人到现在还是我特别好的哥们儿，他介绍了非常多的音乐给我听，RGB 是我第一个乐队，那个时候排练简直就太开心了。就跟现在一样，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工作，每天蹲在地上吃叉鹅饭，喝瓶儿啤，都太开心了，你知道吗？就那种状态。”
讲到这儿，虹位停了停，语气一缓，说：“就在去年，他给我打电话，很认真地跟我讲，希望你还能继续玩乐队，你们还能把 Joyside 重新组起来，他说别的我没什么要求。他现在已经不玩乐队，在做其他的事情了。我听了，特别感动。”
“今年我们说重组的时候，过年，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我们重组了，准备重新搞起来。他说太好了，这是他过年听到最好的消息。这个人叫刘丛，在深圳。我特别感谢他。”
海王星黎明的酒宴
在“应聘”之前，虹位并没有来过北京，但通过刘丛的介绍，他听到了无聊军队、反光镜以及脑浊，特别喜欢。“我听了这些音乐之后，我对北京是存有幻想的，我觉得嚎叫俱乐部、开心乐园，就好像是在动画片里面的地方，我就特别向往。”虹位说。在看到 Joyside 的召人贴后，他不顾家人反对，买了机票去北京，家里人对他说：“保证你一个星期就会回来。”可虹位这一去就是多少年。
刘昊还记得当时的面试曲目：“过来之后，排练第一首歌排的是《Baby in Shadow》，第二首是《Neptune Child》。”刚排完，虹位就着急地问刘昊：“你说我行不行？”刘昊说：“挺好。”虹位又说：“行，我就留下来了。不行，我第二天坐飞机走了。”刘昊吓一跳，心想：“你这个决定也太快了。”刘昊就去问边远：“怎么着啊？”边远说：“今儿挺好，要不就留下来吧。”虹位第二天就在北京把房子租下来了。
2006 年，换人后的 Joyside，样貌焕然一新，而当时的北京也正渐渐迎来“后北京新声”或者更被年轻乐迷熟悉的“No Beijing”运动。摇滚的中心场景逐渐从各个俱乐部，聚集到了五道口的一家新开业的酒吧 D22，它的老板是一个叫 Michael Pettis 的美国人，华尔街银行家、纽约东村酒吧老板。刘昊感叹：“D22 那个地方一出来，大家觉得我操，跟回到家一样。老 Michael 让所有的乐手都可以在那免费喝酒，你随便喝。”
“那时候就是很疯狂。我们一个月演差不多一到两次，演出的时候就基本上挤爆了那种，地方也不大，进不去，人特别多。”刘昊说。那时随着D22而一起成名的，除了 Joyside，还包括 Carsick Cars, Snapline, 后海大鲨鱼以及刺猬等等如今独挡一面的乐队。
“我觉得中国摇滚乐发展中，D22 时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候。”虹位分析到，“那个时候开始有国外的商业进入中国，Converse 和 Vans 分别在中国成立公司，他们来找中国摇滚乐。”
“那会儿 Converse 进来之后，对中国独立音乐是一种扶植。我记得找了 Joyside 和刺猬，还有后海大鲨鱼给他们做的广告，那会觉得真正摇滚乐能真正到了（可以结合主流商业的）那种程度。”刘昊补充说，“边远的滑板海报在整个西单都看得见，巨大。你只要到了过了长安街一看就是边远，他滑一滑板，穿一个黄色匡威鞋，广告底下写着 Converse。”
D22 场景的火爆，让 Michael Pettis 萌生了成立厂牌为乐队出唱片的想法，兵马司应运而生。2007 年 9 月，兵马司发行同时发行了三张唱片，为时代划出一条分割线，其中 001 号即是 Joyside 的《Booze At Neptune’s Dawn》，又名《海王星黎明的酒宴》。而这个专辑编号是边远亲口跟 Michael 要的，当时兵马司找到 Joyside 说了出专辑的企划，边远就说：“Joyside 要 001。”Michael 回答：行，没问题。
然而，这张专辑最早获得的一些评价有些出乎刘昊的意料：“真的是恶评如潮，所有都在说怎么 Joyside 怎么变成这样，什么玩意儿，不是朋克。就挺惊讶的，好多人网上骂什么玩意儿，破吉他、破贝斯、破鼓，唱什么乱七八糟什么的。”
“在音乐方面，虹位加入之后，我们就已经基本上不是那种 Punk Rock 那种东西，”刘昊说，“其实在《Bitches of Rock’n’Roll》那张，基本上我们也脱离了纯的朋克那种，但是我们还是有朋克那感觉。我们都喜欢更再早一点那种东西，Iggy Pop 或者 Johnny Thunders，包括 The Rolling Stones 这些东西。然后虹位加入之后，整个乐队的气氛，档次就完全有一个拔起来了。没见过这么弹琴，我第一次见他，也挺惊的，没见过分解能弹的那么好听。”
“他就觉得你这也不是朋克，你这什么都不是。后来经过几年之后，有人就说这是一张非常经典的专辑。你现在再翻过来看看边远写那词儿，包括虹位的吉他，我们这几个人编曲，我也觉得那张很经典。”
边远对音乐表达内容的看法也与之前许多“愤怒”的中国朋克不同，他说：“不要在乎太多，没有必要去跟那东西较劲，因为那些东西你从古到今或者再往后一千年，永远会面临。你不如表达一些可能更简单、更纯粹、更直接的东西，带给你直接的快乐或者悲伤的东西，都可以。”
尽管新作在发行前期遭遇批评，但 Joyside 的人气与日俱增，逐渐成为 D22 的头牌之一（专辑中的《Lover D》便是献给 D22 的恋曲），越来越多的人对他们给予了肯定。随着场景的扩散，Joyside 的名声也外溢到了其他城市，比如上海。
“刚开始也没那么有感觉，那么有名气，没觉得怎么着。但是我们到了上海老育音堂，跟当地的两支乐队做个拼盘，一个叫香蕉猴子，一个叫 Fuck ‘n’ Dolls，做了一个拼盘演出，”刘昊回忆说，“就当天晚上人都炸了，巨多人，我也惊了，那么多人全满了，都溢到后面。”
关铮补充说：“我也有印象，摄像机拍着拍着都虚了。”
“然后又欧洲巡演，大家好像都感觉那会儿真的是觉得膨胀了，反正我挺膨胀的。”刘昊说，“牛逼，说那么多人喜欢我，高兴！还欧洲巡演，挣了好多钱，但是全让我们给糟了。吃最好的羊排，喝最好的红酒，就糟光了。”
“回来有点那种迷茫感觉，后来就休息了。”刘昊很突然地说。
这支成立近八年的朋克乐队，在成名的门口，面对欢呼与掌声，感到迷茫和困惑。舟车劳顿的高频率巡演和林林总总的摩擦，让每个人都觉得疲惫。为此，乐队成员共同决定休息一段时间，关铮去了澳洲，边远去了大理。而后他们觉得还是应该再试试，就录了那张 EP 专辑《Maybe Tonight》。而后边远和虹位一合计，说把阳阳叫回来，组成五人阵容。Joyside 第一次以五人阵容亮相是 2009 年的张冠李戴音乐节，后来又走过几场巡演，但最终没有找到继续的办法。
那年 8 月 11 日，Joyside 在豆瓣小站上发布公告，“从此停止关于乐队的一切活动”，宣布乐队正式解散。也就在三天之前，他们刚演完张北草原音乐节。这场演出给乐队多年的好友也是现在的合伙人刘非，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因为就在 Joyside 演出时，夜空里突然放起了烟花，绚丽得如同末日。在 2008 年巡演纪录片《破碎》里，边远形容 Joyside 的音乐：“关于世界末日的狂欢，关于爆炸，关于破碎。”而这一切，竟在张北一一应验。
“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要解散这个消息，”刘非说，“后来想想，就觉得冥冥之中这烟花就是为他们放的，宣告了这段故事的结束。”
在北京的最后一场演出是 9 月 12 日的乐队解散专场。演完，边远为了不被认出来，往脸上贴了胡子，让工作人员打开后门，离开了。八年的汗水与泪水在这里暂时落幕。
刘昊说：“当时玩 Joyside 就觉得特别疲劳，大家内心也累，就各种累。你想一支摇滚乐队那么燥，那种漫天的东西全都给你，消化不了，接受不了。我们都是直接、简单、纯粹的人，好多东西爆发出来了。”
虹位说：“很多乐队做音乐做到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瓶颈期，大家创作的东西不一样，想法不一样，想表达的东西不一样，然后再包括长时间的这种演出的频率，疲惫，会产生很多的误会，接着是猜想。很多乐队都会有这种瓶颈期，能够解决瓶颈期的这个方法，就是把自我的执着去给它减少，更为乐队去着想，这个乐队才会继续。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每个人都太有个性了，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想法，在一块就炸。”
刘昊说：“针尖对锋芒那种。别的乐队像 Ramones 到后期之后在巡演的大巴上，每个人不说话，Johnny 跟 Joey，吉他跟主唱，两个人五年没说过话，但是他们还在演出，在巡演。他们有他们的一种方式，然后我们寻找这个方式，用了十年。我们用时间把问题解决了。”
边远笑着说：“把对方的怨气都耗尽了。”
我们都为 Joyside 着盛装
对于乐迷而言，Joyside 的重组看起来极为突然，但对他们四人而言，仿佛水到渠成。“谁都想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但谁都不捅，谁都看，希望哪天自己破。它破不了，你知道吗？”刘昊描述重组前的那种微妙，“怎么办？我去捅了它一下。”
虹位算是解散后四个人里，离摇滚乐最远的那一位，但在他心中始终隐隐地在等着回归的时机。“我作为一个吉他手，以前跟着乐队去演出、去巡演、录唱片，过得一个非常疯狂的生活，很刺激，然后突然一下离开之后，我觉得每一个吉他手或者是玩过乐队的人，他都会去有那种念头，或者是那种思念，那种想法，想再玩，每个人都是。舞台的吸引力，摇滚乐本身的吸引力，太大，不管他在什么行业里面，他只要身体里面还留着摇滚的血液，他就会回来，而且他就想组乐队，还是想玩。”虹位有些激动地讲，“因为没有比玩乐队更快乐的事情。”
这次的重组不是为了怀旧或者炒冷饭，新专辑框架都已经基本成形。刘昊谈论起新歌一脸兴奋：“我觉得新歌简直了，我太喜欢，很久没有那么激动。边远和虹位的东西非常好，但是没有完整排出来，只不过是大的框架基本上确定了，我也很期待。”
刘昊趁机透露了一个好消息：“预期是今年会推几首单曲。”
时隔十年，Joyside 重返现场，乐队也有着自己的期待。“我想把 D22 那会儿的东西带回来，让他们感觉真正摇滚的现场，感受摇滚这东西，真正的 Rock ‘n’ Roll。”刘昊说，“每个人都是这场演出的主角，不是光台上演出的，每个人都是。”
虹位接话说：“就是那种节日感，像你过年买身新衣服。我要这样去一个摇滚乐的现场，要精心打扮，我从下午开始就要兴奋，不管这个乐队怎么样，我一进入，来到这个场地，我就是 Rock Star。这才是摇滚乐。每个乐迷，所有的人都是 Rock Star。”
刘昊听了，感叹到：“对，我希望看 Joyside 演出，每个人、所有人都他妈巨帅，那种是什么气势，是不是？每个人都精心打扮，那种感觉太帅了，演出这质量太高了。”
这时已临近采访结束，我们问乐队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乐迷说。边远沉默了一会儿，很郑重地对录音笔讲到：
“我想对 Joyside 以前的歌迷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依然爱我们。对新的年轻的歌迷，我想对他们说说，欢迎你们来试试，你们会爱上我们的。”
记得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见到了“Joyside 是北京摇滚之王”这句话。一个是在纪录片《破碎》末尾的群访里，Carsick Cars 的张守望对着镜头说：“Joyside 是北京的摇滚之王。”另一个是赌鬼的王梓在 Joyside 解散后写下的回忆文章里：“最后突然想起来，忘了哪一天在 D22，我和詹盼在二楼看 Joyside，詹盼说：‘Joyside 是北京摇滚之王！’”
我的朋友里有两位 2009 年 9 月 12 日在北京，却错过了“摇滚之王”的最后演出，一个因为胃溃疡躺在医院，一个因为要开大学的第一次班会，俩人最后肠子都悔青了。“提起来就心痛得难以呼吸，如果能重来，我一定会逃课去看的！”后面那位跟我这样说。希望他们别错过下月 Joyside 回归的首演。
采访中再谈起最后那场演出时，边远还是有些伤感：“当时我在台上我就想，要认真地把每一句都唱好，因为这就是我最后一次给台下这些人唱歌了。”
他想了一下，又朗朗地笑了，说：“但现在又有机会了。”
——— 2019 年于北京北土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