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朋森：投入世界吧，期待成长有回响
“穿越火线”的两张机票
季一楠和陈思江原本没打算这么早回国，但做出决定后的第三天，他们便戴着口罩和护目镜，坐在了伦敦希思罗机场的候机厅里。此时英国的疫情正逐日加重，为旅途安全，候机的中国留学生有的全副武装，防护服配尿不湿，甚至裹上保鲜膜。待到大家登机落座，舱内气氛更加凝滞而严肃，弥漫着穿越火线前的紧张感。
“我们并没有想到要走这么早，因为海朋森新专辑要做混音，一开始准备在英国做。那个时候身边好多朋友都买了下个月走的票。” 语音电话那头的季一楠和我说，“但当时伦敦要社交隔离，限行了，莫得办法做混音。我和陈思江多着急，想还是早点回来做，就买了三天之后的机票回国。我们算留学生里面回来得比较早的一批。结果第二周，航班开始大面积取消，就没得多少人能回来了。”
我得知他们回国的消息还是通过季一楠的朋友圈。他某天发了一张照片在朋友圈：墙上的三道短斜杆。第二天的照片又增加一条；联系上下文，我猜到他们在成都落地隔离了，这是记录的第四天。
陈思江与季一楠做集中隔离的地方位于成都东郊的市民周末游览胜地——三圣花乡。“一个宽敞的农家乐四合院。和我们一起隔离的其他人觉得条件不好，就闹，然后搬走了，整个院子只剩下我和季一楠两个人。”陈思江说，“只是家具比较旧，其他条件还是挺好的。我每天没事的时候，就在院子里扫叶子。现在想起来还是挺特殊的一段时间。”
“陈思江那段时间天天在院子里读书，”季一楠笑着补充道，“你就听得到院子里面传来朗朗的读书声。”
关于距离的打破和重建
海朋森 2018 年发行了乐队第二张作品 EP 专辑《她从广场回来》，并完成小范围巡演后，主唱陈思江与吉他手季一楠飞赴伦敦求学。他们离开的近两年时间，恰是独立音乐在国内高歌猛进的日子——《乐队的夏天》创造了摇滚乐的流量神话，大小音乐节正疯抢资本退潮前的最后一杯羹，呼朋唤友看一场售罄的独立乐队现场成了时髦的事。
两地分居，乐队日常活跃度随之降低，两年间现场演出屈指可数，但海朋森没停着。他们在 2019 年初于柏林完成了即将要发行的全长专辑《成长小说》的录音，而后远程创作完成 EP 专辑《春夏秋冬》，暑假回国 DIY 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海朋森晚会”，与法兹共同创作录制的 EP 专辑《昼夜》也在去年年底发行；乐队五人这一时期各自的经历让他们的想法获得提升。
“出国期间，我一直有个很强烈的感触：关于距离的打破和重建。”季一楠从自身经历讲起。同国内玩乐队的年轻人或是普通乐迷一样，他从小就受到西方摇滚乐影响，经由厂牌 4AD 旗下艺人入门独立摇滚，了解到背后的繁茂谱系，自然地会对西方文化，尤其是音乐文化及摇滚场景抱有幻想和憧憬。“不知不觉，我们或多或少会对风格、场景的发源地产生某种类似‘乡愁’的情绪。”
“因为它很远，你只能从情感上感受。但我出国之后，这种虚幻的感觉和距离就被打破了。它崩塌了，以往的幻想瞬间就没有了。”季一楠描述说，“它就成为你眼前的唾手可得的东西，变成你的世俗，你的常态。相反的是，一段时间过后，因为和国内的新距离，我又产生了另一种‘乡愁’。这种距离打破和重建促使我重新思考很多的东西。”
对于吉他手刘泽同来说，这两年打破和重建的不是距离，而是工作和兴趣。乐队事务空闲之后，他受邀前往北京，加入大福唱片。未曾有坐班经历的他，做出全新尝试，借此机会亲身感受了一番音乐行业的运作模式。不过去年四月，北京漫天飘飞的柳絮迫使鼻炎过敏的刘泽同结束工作之旅，回到成都。他考虑过新工作，却没有找到比较合适的，干脆宅在家探索新的兴趣，比如用家乡话创作民谣，以及学习三维建模——这次发行的海朋森币即来自他的设计。
“我比较喜欢一个人待着，总会给自己找些好玩的东西消遣一下，让自己不那么浮躁。”刘泽同解释当初为什么开始做三维模型，“还有一个是想测试自己的能力，看能不能换一种和做音乐不同的思维方式。挺有意思的，我接触 3D 之后会注意到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我家墙壁上有一个被撞击的痕迹，我会观察它的凹凸感，摸一摸，想如果我在 3D 里面去做这种凹凸感应该怎么实现？还比如会观察阳光照射物体的质感。你能通过软件去构造自己的表达，这种体验真的挺奇特。”
鼓手王博强把这两年的重心放在了生活和教学上，认认真真地打理音乐工作室，为对打击乐感兴趣的大人小孩授课。另外，从大学二年级起，博强便在四川音乐学院附属小学担任打击乐老师，至今已是第八年。“他们每个年级有艺术班，会按意愿选择各式各样的乐器专业，打击乐包括架子鼓、小军鼓、马林巴等等，还成立有小朋友的打击乐团，要给他们做排练。”博强介绍说，“每周需要去两天，每次一个下午时间。”虽然他的工作室近年的学生渐渐增加，但学校的教职算是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他也一直没舍得丢。
贝斯手王明慧这两年的生活紧贴音乐，又从音乐发散到了更广的领域。除做荷尔蒙小姐乐队外，她也在博强的工作室开设培训班教贝斯，还与朋友一起创办现场音乐记录项目 Overlook Live。刚过去的六月底，Overlook 主办的“Come Overlook 音乐会”成都首演邀请到七支成都本地乐队，并在现场组织文化集市，做得很热闹。给自己冠名“总导演”的明明花了特别多的心思在文案策划、直播推广、手环工作牌设计等工作上。大家一起忙得焦头烂额，却十分开心，对于自己的付出明明解释得很单纯，“有些新乐队可能站不到综艺或者大音乐节的舞台，但他们也可以有自己的夏天……希望能让大家有更多互动，团结大家。”
团结促进合作，合作拓宽见解，有时候还会碰出意想不到的效果，去年由乐队 DIY 策划的“海朋森晚会”即是极佳案例。晚会的场地就设置在 Overlook 的拍摄舞台“7322 工厂创意园区”的录音工作室“光合音乐”。另外，海朋森还邀请到 Havoc Studio 来拍摄现场。晚会不设门票，就像朋友聚会，成都许多泛独立音乐文化机构都收到了陈思江单独为其手绘的请柬。
记录现场的视频帮助很多人重新认识了海朋森，而整个经历也帮助海朋森重新认识了自己。“要说有什么变化，应该是从去年晚会的时候开始的。”陈思江认为“晚会”是乐队这两年的一个转折点，她语气坚定，“从策划到实施，包括舞台装置、视频记录这些活动细节，以及合作当中接触到的社会各个层面，让我们觉得乐队的内容涵义变得更丰富，把我们的想法打开了。我们发现围绕作品还有很多事可以做，比如现在的海朋森币，以及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很多事。它们变得很具体，很有机地生长在了一起。”
“成长”，写进“小说”里
如今，随着两位成员归国，海朋森迅速展开行动。4 月 3 日开售《春夏秋冬》白胶，不到两分钟 100 张唱片被一抢而空；5 月 4 日参加浪险唱片举办的线上直播演出；发行乐队专属代币“海朋森币”，造成“一币难求”的盛况；上线先行单曲及 MV，获得超出预期的热烈反馈。频繁的动作证明了乐队交流的欲望，即将与乐迷见面的全长专辑《成长小说》是他们更完整的表达。
迄今为止，海朋森先后共发行了一张全长专辑《我不要别的历史》、两张短专辑《她从广场回来》和《春夏秋冬》以及一张与法兹乐队的合作短专辑《昼夜》；几乎每次都在尝试新的录音方式：《我不要别的历史》 2014 年录制于杨海崧的 Psychic Kong 录音棚，而《她从广场回来》 2017 年通过磁带机独立录制于乐队自己的排练室，《春夏秋冬》则是 2019 年跨越半个地球远程合作录制完成。
这些不同的录制模式和结果，辅助海朋森构建起自己对声音的理解。在筹备录制《成长小说》时，他们综合考虑，决定找一间合适的高标准录音棚，借此能体验、学习现代流行音乐的标准化工业流程。就这样，位于德国柏林，缔造过 David Bowie、Nick Cave、Pixies 等艺人经典名作的传奇录音棚 Hansa Tonstudio 进入乐队视线。
谈及此次录音体验，五位成员不约而同地表示：“非常好，非常专业。”乐队全然不用担心声音方面的问题，可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创作上。棚里拥有丰富的设备可供选择，也为乐队提供了二次，甚至三次创作的想象空间。这些痕迹你若留心，都能在新专辑里听见。比如，博强就拿录音室的一对康佳鼓现场加了一轨录音：“最初可能没有想到要加这些乐器，既然看到录音室有，我们就会想：欸，是不是可以试着加一下？”
只不过比起排练室的 DIY，专业级录音棚对时间和效率要求更高，需要提前做好规划安排。这次乐队原定先期于伦敦汇合，排练几日，再去柏林录音。然而明明的英国签证出了点问题，只得独自飞往德国。好在这次录音的作品，海朋森已通过两三年的排练、现场演出反复消化过很多次，想要的声音已经很清晰而明确。“做好了一击必中的准备。”季一楠说，“录音的时候，乐队大家的注意力都非常的集中，特别顺利，基本上做到了最好的状态。”
录音期间，乐队住的酒店离 Hansa 大约两公里，他们每天步行往返。冬天的柏林，道路两旁布满积雪，呼吸产生的雾气弥散在寒冷的空气中。那种感觉用明明的话说，就像以前念书那会儿，和同学一起上学放学，很充实，也很开心。
“有天我贝斯录完，有空就和小包去电影院看了刚上映的《波西米亚狂想曲》，结果买到的票配音是德语，也没有英语字幕。”明明笑着说，“但就是这样子，我都看哭了。因为电影里面有在录音，我们也在录音，电影和现实就重叠在一起，有很相似的感觉。而且很难得的是，别的乐队可能录音有时候会吵架，我们乐队一直在彼此关心。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很感动，感觉自己有个支撑。我愿意好好珍惜海朋森。”
刘泽同谈起录音，同样很多情绪和感慨：“我坐在 Hansa 的沙发上，耳边一会儿是母语，一会儿是英语，有时候还夹杂着一些德语，很多东西碰撞到一起，有种不真实的感觉。而且那段时间录音的注意力很集中，有时大脑会处于一片空白，就会浮现一些画面。”
“想起之前在 Psychic Kong 录第一张专辑，还有我们在排练室录《广场》；忽然，可以体验制作 David Bowie 这样水准的录音棚；你会觉得现实和记忆很恍惚。”刘泽同的声音透过语音电话的延迟断断续续地传过来。“再想起最早最早的时候，我、季一楠、陈思江我们三个人，在学校后面的排练室，看着那些挂在墙壁上摇摇欲坠的吸音棉做乐队，又跳转到眼前；恍然间，我觉得乐队现在又到达一个新的台阶，开始完成我们新的作品。”
“新的作品”拥有更开放的意义，不应局限于新专辑，应该把海朋森的概念打开。季一楠和陈思江对乐队如今的状态也有类似想法。套用陈思江去年“海朋森晚会”接受采访时说的，“我们以前觉得写歌、发专辑就是海朋森，现在会想为什么非得只能是这样，比如为什么海朋森不可以是一个组织活动的人？”
“我们做乐队是一种创造，但这种创造的作品却也不仅仅是歌曲或者音乐本身，它应该还有更多的意义。”关于作品概念的拓宽，季一楠这两年经历对声音艺术的硕士研究，形成了他自己的理论基础，“音乐和声音是不一样的，简单地说，音乐更像是一种有固定结构的语言，而声音包含更丰富和多变的意义。”
“我们应该把作品当作一个声音来发挥，让它融入到这个世界里，去产生交流，然后得到反馈。这样的话，你的作品将会拥有更大的延展性，获得更多的可能性，能在更广阔的空间里激发回响。”
或许，海朋森正把成长记录为自己最好的作品。
—— 2020 年于北京酒仙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