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朋森：音乐是生活的综合
序 · 一个难忘的有灯光的夜晚
他们认为这会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一个有灯光的夜晚
季一楠（海朋森的吉他手）他们居住的社区是一个典型的成都社区。高低错落的居民楼，种着法国梧桐的柏油路，大大小小品类各异的路边餐馆，以及派出所、大药房、便利店、洗衣房、电影院和百货商场，方圆一公里范围内生活所需的设施应有尽有。从喧嚣而拥堵的一环路转入社区内，车流密度与噪音分贝骤降，街边设施和路边行人都能让你感觉到生活气息的浓郁。老旧的底层小区和高耸的现代公寓，以及油腻的苍蝇馆子和宽敞明丽的连锁餐厅之间，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对比存在于成都每个这样的社区之内，想必也存在于每一个居民的内心深处。
我到他们家的时候，陈思江（海朋森的主唱）正在很认真地写东西，季一楠在楼上洗澡，他们的另一个室友老陈递给我一个橘子的同时，在打一个长长的电话，而刘泽同（海朋森的吉他手）还在过来的路上，闲着没事我绕着房间转了几圈。
客厅的墙上贴着好些张海报和画作，比如海朋森的第一张专辑巡演、欧洲巡演、和 Lonely Leary 的联合演出，以及季一楠喜欢的 Fugazi 的海报，有几幅画被挂在了不显眼的位置，更多的画则被摆在楼梯上，其中就有他们第一张专辑的封面。进门的左手边摆着一个古朴得有些破损的实木柜，上边放着黑胶唱片机和好些唱片，其中有一张是 Pulp 的 Different Class。更多的黑胶唱片被堆在了楼梯转角处的箱子里，它们旁边还叠着五个吉他盒子以及纠缠在一起的吉他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或者说艺术品，分布在客厅的各个角落，比如实木柜下方的一个棕榈编织的蒲团状的垫子。
刘泽同到的时候，我正把两本特德·姜的科幻小说集递给季一楠。上一次来拜访时，我们聊了很多东西，其中就包括科幻，季一楠和陈思江都很喜欢科幻。在聊到去年上映的那部科幻电影《降临》时，我想正好家里有特德·姜的两本小说集，这次来就带上了。
我们围着厨房外的一张长方形桌子坐下，紧挨着一扇落地窗户，窗外是小区的花园和成都一如既往的阴沉而白蒙蒙的天。桌上有打火机和烟，一袋未剪枝叶的橘子，以及一人一杯的铁观音，并且不一会儿也会有两袋瓜子被倒在桌上，那是贴心的老陈专程下楼买来的。这一次的访谈就是在这种茶话会的氛围里开始的，有着莫名的老成都气息。
在这天之前，我还没有和刘泽同当面说过话，但他似乎对我有些印象，或许是在愚公移山门口他看到过我和季一楠约访谈的事情。
我向季一楠约这篇稿子是在去年十月的时候，那天是兵马司十周年纪念演出的最后一场，海朋森已在前一天演完了，现场效果很好。演出开始前，我在门口闲逛，撞见了在公交站牌后面抽烟的季一楠，便硬着头皮上去跟他打招呼，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对海朋森的访谈请求。在跟季一楠约好我寒假回成都拜访海朋森后，我便钻进愚公移山的门洞，去安心看第一个登场的 White+ 演出了。
那晚压轴的是 P.K.14，这支传奇乐队的吸引力极大。演出还没开始，调音台前小小的池子里便已挤满躁动的观众，讨论着，期待着。突然我看到了站在我左前方的几个人，海朋森的乐手们和一位法国朋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季一楠在用手机跟明明（海朋森的贝斯手）打电话，也许是在提醒她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当 P.K.14 的乐手们从幕后鱼贯而出，台下观众沸腾，欢呼着鼓掌，乐手拿起乐器的瞬间，“你和我”的前奏倾泻而下。震撼中，我瞥到了不远处的季一楠，他也许是不小心撞了陈思江一下。陈思江瞅他一眼，用自己的肩膀撞了回去，接着把头朝向舞台，继续认真地听着。
我觉得这一幕很有趣：P.K.14，杨海崧，陈思江，海朋森，兵马司。这几个紧密相连的关键词，在那个夜晚巧妙地构成了这个故事的序章。
一 · 登场
怎样留住你的天真
怎样卸下世界对你的成见
一个生命的诞生会经历一段神秘未知的孕育过程，当他们真正降临人世间，他们会以自己的方式宣告这独一而无的个体的登场，比如人类婴儿是用响亮的啼哭声来完成的。若以同样的方式来观察一支乐队，他们可以用第一次站上舞台，或者发行第一张作品来宣告自己的登场。因为从那时起，他们便把自己置于了聚光灯下，置于观众的目光里。
海朋森的登场则是在 2011 年 12 月 23 日。他们第一次站上小酒馆，为一支乐队的专场做嘉宾。关于这次亮相，在另外的采访里，他们曾提到那天晚上紧张得不行。我问他们那天晚上是什么样的，他们说其实已经记不大清楚具体的细节了，但记得唱了当初创作的四首歌，其中有一首歌是季一楠在弹木吉他。后来这四首歌都被放弃，没有收录在第一张专辑里，只有季一楠弹木吉他的那首“穿梭”被放进了第一张专辑的黑胶，但已经改得完全不像最早的版本。
这场演出离海朋森“成立”还不到半年时间，一切都还不太明朗，甚至连贝斯手和鼓手都是向朋友乐队“借”来的。不过这之后，鼓手陈庆凯和贝斯手黄仁涛加入了海朋森，这便是乐队第一阶段的阵容。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乐队其他人还有些迷茫，”季一楠说，“但我一直都是比较坚定的，包括刘泽同也是，虽然我们也没聊过，为什么他也这么坚定。那种坚定就是要把这个乐队做下去。对于我们来说，虽然那个时候只是才开始做，却已经是把它当作一个自己要一直做下去的东西了。”
为了让乐队更良性地发展，刘泽同提出了几个小目标，其中一个便是希望乐队能在五年内加入兵马司。
“三年之内必须要上大的音乐节，五年之内必须签个兵马司。”刘泽同说，“因为当时我们就已经知道兵马司这个厂牌，我们特别喜欢。兵马司的味道特别适合我们。”
但他们并没有想过，也许那时的兵马司还未曾考虑要签北京之外的乐队，以及他们偏居西南怎么能让远在北京的兵马司注意到海朋森呢？但有的时候机会就这样突然出现。幸运的是，海朋森抓住了，也成功了。
2012 年，嘎调在为《灯火》这张专辑做巡演，成都小酒馆的演出是海朋森做嘉宾。虽然这场演出离海朋森的第一次亮相不过一年半多的时间，但他们经过密集的高强度排练和大大小小音乐节的锻炼，乐队整体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也积累了较为成熟的作品。海朋森的现场从那时起就有了扎实稳健的舞台风格，他们不俗的表现力往往能让观众记忆深刻。或许也是那次暖场演出给嘎调的主唱詹盼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在演出结束之后，他找海朋森聊过，回北京后给兵马司说起过这支成都的新乐队。
也就这样，海朋森进入了兵马司的视线。
“我觉得有一些因素，其中一个不好解释的就是缘分嘛，遇到他们这个演出了。”季一楠说，“我们刚好大学的时候排练得比较猛，几乎每天都在排练。”
“对，有些运气成分在里面，就是在一些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事。”刘泽同也觉得这和运气有关，“就包括后来我们给 P.K.14 做嘉宾，也是一样的。P.K.14 之前那张专辑已经是零八年的时候了，再到《1984》这一张，中间隔了很久。而刚好我们那个时候也有算是比较成熟一点的作品，如果再早两年，或者再晚两年我们给他们做嘉宾，可能又是不一样了。”
在为 P.K.14 做嘉宾之前，海朋森还为好几支北京来成都的乐队做过嘉宾，都给大家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在这之后，海朋森接到了朱文博（豆瓣音乐编辑，“燥眠夜”的策划人，先锋音乐家）的邀请，受邀和另一支成都乐队 The Sound and The Fury 一起北上，参加豆瓣音乐人发起的“公告牌之外”演出：“登锦城散花楼”。现在回首五年前豆瓣为这场演出写下的介绍语，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错觉：
Hiperson 与The Sound and The Fury 是成都新乐队的代表，他们都在2011年前后开始活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有着上耳的旋律与盯鞋的沉迷，Hiperson 则凸显着神经质的演唱与诗意自省的歌词。他们还没有占领更多的媒体板块，尚在公告牌之外的美妙地带徘徊，但在圈内同行的口中，他们已经获得了很多的好评称赞。当然这还不够，他们还需要俘获更多年轻的心。
和海朋森的其他现场一样，这次亮相也让许多观众惊艳、赞叹与流连，不同的是这场演出是他们在北京的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表演。后来豆瓣音乐在对海朋森的专访中这样评价这场演出：“那是 2013 年的 12 月 14 日，他们那晚的表现太过惊艳，扎实的演奏、细腻的音色，诗意的演唱，再加上五个漂亮的年轻人，绝对是那一年我看过的最好最有希望的摇滚乐现场。”
这场演出对海朋森有着较为独特的重要意义。北京，中国摇滚文化的中心，海朋森在这里的一次完美亮相，在当时，也许会胜过其他地方的十次登场。也正是因为这次演出，海朋森和豆瓣音乐结缘，后者对海朋森进行过数次专访，并在第一张专辑发行后策划了海朋森的全国巡演。杨海崧也在现场观看了演出，在另外一次采访中，季一楠讲述了一个小故事：杨海崧那天除了亲自来帮乐队调音，录制现场音频外，还在季一楠吉他弦绷断后递上了另一把琴，并且体贴地在旁边把断弦的吉他修好了。
直到此时，杨海崧还没有正式跟海朋森谈过合作的事情，是后来 After Argument（杨海崧与 Zaza 的双人乐队）巡演的时候，杨海崧又到成都，才向海朋森发出了正式的邀请，那是 2014 年。
关于具体的一些细节，刘泽同是这样说的：“我们演完 P.K.14 暖场的时候，还没有很确定。是第二次，After Argument，老杨和 Zaza 过来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深，当时是邓成龙（XP 俱乐部调音师，实验音乐家）他给我发消息说：你在哪？你现在方不方便到小酒馆门口来一下？我说好，就过去了，老杨发了一个很正式的邀请，说希望帮我们做第一张专辑，问我们愿不愿意，有没有什么要求。”
也就在那年夏天，海朋森又一次从成都北上，在杨海崧的录音棚 Psychic Kong 里完成了他们第一张专辑《我不要别的历史》的录制，并于 2015 年由兵马司正式发行。这张专辑在中国摇滚这坛池水里投下了一颗不大不小的石头，为他们第一阶段的故事划下了句号。
二 · 在海朋森成为海朋森之前
现在你走出了房间
你渴望着一切
一个人做一件事情，通常我们都认为是有动机或者说有缘由的，或明或暗，再不济总能在精神分析的角度找到解释的方法。不过，追溯海朋森最早缘由并不困难，用不着惊动弗洛伊德。这一切都得从一部 mp3 和一张 CD 说起。
“我十二岁的时候，刚上初中那会儿，我干妈送了我一个 mp3，那里面有些歌，歌里面有很多吉他的声音。我就觉得这个声音太好听了，就这个念头，我说要学吉他。”季一楠说。可是面对十二岁的季一楠的请求，妈妈非常合理的以“影响学习”为由拒绝了。不过，那时的季一楠已经对吉他有了执着的信念，咬牙跟爸妈表达了自己的决心。
“我妈说要影响学习，我就给他们放了‘狠话’：如果你们不让我学吉他的话，有可能你们会失去一个吉他天才。”季一楠笑着跟我说，“我就这样学了吉他，我爸和我妈现在真觉得我是个吉他天才。我爸和我妈一直还挺支持我的，我也一直在他们面前表现得还比较坚定。”
刘泽同选择吉他则没这么戏剧性的剧情。
“我初中读的是一个军事化全封闭的私立学校，放假回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回学校会挺无聊的，我就跟我妈说想买把吉他，回学校我就可以弹着玩，我妈就答应了。我拿着吉他和一本现在还有的教材《吉他自学三月通》回学校，就在学校自学。”刘泽同讲到，“我最初只是想尝试。我是一个三分钟热度的人，可能就是其他专业我觉得自己不能抱有百分之百的热情去对待，比如包括我小时候学过的其他乐器，因为我外公是戏剧团的，会比较多的乐器，笙啊，箫啊，还学过扬琴。可唯独只有吉他我坚持下来了，所以我感觉对吉他的热情可以是一种恒温的状态，不会冷掉。”
促使季一楠拿起吉他的是音乐播放器里的歌曲，而在他心里隐藏下乐队火种的则是一盘 CD 和一本随 CD 附赠的书。
“后来我发现我对搞乐队感兴趣是有原因的。我妈原来就很喜欢听音乐，她听得比较杂，啥子都听。她在当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时候，也负责管理电台的曲库，就会把一些莫名其妙的她自己都不晓得的专辑带回家里，她也不听，可能就是觉得封面很好看或者很有意思，就带回来了。”季一楠回忆说。
在季一楠学吉他的那段时间，他妈妈带了一张也许是中国人自己翻制的英国独立厂牌 4AD 的合辑回来，还附赠了一本名为《黑暗的锐角》的 CD 介绍。赠书里的内容简陋直白，像是直接从维基百科上简要翻译的一些简介，而合辑的歌曲信息也是张冠李戴，比如把 The Birthday Party 的歌写成是 Pixies 唱的，以至于季一楠上了大学后才发现，原来 Pixies 的歌是这样的！但不管怎么样，这张 CD 和有着一个炫酷名字的专辑赠书，给了还在念中学、处在青春期的季一楠极大的冲击，深深地影响了他对音乐的看法。这张劣质 CD 像是一把钥匙，让季一楠打开了独立摇滚世界的门，听见了从遥远的英国传来的奇异独特、却也美妙浪漫的音符。
季一楠和刘泽同的缘分早在进入大学前就开始了。为了准备四川音乐学院的艺考，他们都需要找一位老师进行专业辅导，这时候，机缘巧合又一次出现了。
“比较巧，我进大学之前，就跟他是一个专业老师。”季一楠说。
“但我们只见过一次，印象很深。我们老师是一对一上课，那天我去上课的时候，他刚好结束，我就看到他从我们专业老师家里出来了。”刘泽同补充说。 大学进校后，他们成了同班同学，分在两个寝室，但洗漱区却是两个房间共用的。他们刚入学便成了很好的朋友，是季一楠把做乐队的想法“传染”给了刘泽同。
刘泽同笑着说：“其实在进川音之前，我也没有想过要做一个乐队，就我跟他玩在一起了，我们大一的时候可以说是寸步不离，几乎天天都在一起，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受他的影响。”
陈思江比季一楠和刘泽同要早一年进入川音学习，也就这一年她认识了在川音附中念高三的王明明，后来王明明考到四川师范学院念作曲。这短暂的相识也为后来王明明替补黄仁涛加入海朋森担任贝斯手种下了缘分。
陈思江和季一楠、刘泽同的结识是 2011 年下半年。在季一楠决定组建乐队后，一个朋友，比他大几届的学长，也是当时学校吉他社的社长跟季一楠说，吉他社有个女生唱歌很不错，还是川音美院的同学，就把陈思江QQ和豆瓣小站的链接发给了季一楠。
“我和刘泽同就在寝室里面守着电脑，听了一下她的音乐，当时觉得好好听，巨好听。”季一楠说，“她改编的一个‘Twinkle Star’一段旋律，她唱：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感觉很好，就认识了，后来我和刘泽同就去了她家里。”
陈思江的家是在学校外面租的一套房子，季一楠和刘泽同去陈思江家里那天是他们三个人的第一次见面，如果按照文艺片里的剧情，这应该是一场浪漫而充满希望的会面，三位主角抽着烟，聊着艺术，聊着音乐，相谈甚欢。但实际的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第一次见还是有点尬。”刘泽同说起这段经历自己都忍不住笑，“当时她和她表哥在家，他们在玩三国杀，她在房间这边玩游戏，她表哥在那边。我和老季就一直坐在他们客厅，抽烟，我和他就觉得有点不知所措。”
其实在他们熟悉陈思江后便知道了，这是她的常态，季一楠说：“后来就晓得了，陈思江就是这样的。经常家里来了朋友就跟没来一样，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虽然也不是全部，但概率比较大。”
虽然开头不算顺利，但过程和结果却令人满意。陈思江在家里给来访的两位男孩分享了自己喜欢的一些音乐，也聊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一次见面后，三人很快就投入了乐队的工作，乐队的雏形基本建立。
“最开始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感觉，还有个小细节，最开始我其实没有弹吉他。我们那时有一个 Korg 的小怪兽键盘，我在弹那个。”刘泽同说。 不过也就在两三个月之后，他们第一次亮相小酒馆，宣告了海朋森的诞生。
“这就是我们的经历。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们乐队发展的过程还挺普通的，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过程。海朋森的历史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确实没什么特别的。”季一楠说。
三 · 音乐是生活的综合
还剩一点灯光
我们还可以再开心一会儿
直到那许多的路灯
一定会掉下来砸中你的脑袋
在季一楠的眼里，海朋森的音乐是一种很综合的东西，生活的综合。生活的琐碎与人情世故被杂糅凝练，成为了现如今海朋森作品的情感内核。酸甜苦辣，嬉笑怒骂，最终都以某种形式被记录在了海朋森的音乐里。
少有乐队能在成长过程中保持人事不变，总有一些人会选择离开，也会有新的人补充进来。虽然季一楠在我问到这里的时候，想轻描淡写地把这件事情说过，“换人这些事情，每个乐队都经历过”，但当真被我详细追问起来，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就变得有些沉重。
“换人是比较艰难的，比较难熬的。我们当时就想快点写歌，快点写歌，但是要换人，就要耽误很久，心里状态也比较难熬。”陈思江先开了口。
“这个说出来听起挺轻松，但是回忆起来我都不想说，会觉得很烦。”季一楠坦诚地讲到，“也没有更聪明的描述，就是很人情世故的。到现在也是很明白这个道理。也就是这些东西才成就了一个乐队，我觉得。”
在第一张专辑录完之后，因为音乐上的合不来，先是鼓手陈庆凯选择了离开，后来贝斯手黄仁涛也决定离队。虽然中间经历了一些波折，但很快现任鼓手王博强加入了乐队，后来现任贝斯手王明明的出现填补了海朋森短暂出现的空白。
“要说真正严肃的话题，可能就这些算比较严肃的了。现在都觉得太伤了，然后…”季一楠说起这些事情，先是苦笑，后是沉默，“其实我本人是比较喜欢那种碰撞的感觉，但那时候就感觉碰撞不起来。”
从海朋森建立，到这中间的人员变换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他们在舞台上表现出来的状态也都还是富有激情和冲劲的，参加了许多大小演出，活跃度比眼下要高不少。用季一楠的话说是“比较青春期”，可光有这种激情也许是不够的。
“靠着一股热情撑着，不管这热情是做这种音乐的热情，还是做那种音乐的热情，还是只是觉得搞乐队很酷的这种热情。反正大家都有这种热情，就一起去把乐队搞起来了。”陈思江说，“但这之后，就不仅仅是热情了，我们就发现可能对另外一种东西有热情，他们可能就那种东西没有感觉。他们靠着对我们几个人的信任，去坚持，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毕竟我们还是有要求的。这个时候大家就分得开了，撑不下去了，就没法靠着简简单单做乐队的热情撑下去了。小事情就会慢慢积累起来，大家最后觉得确实莫办法。但也没有吵架、打架，但是还是分开了。”
“要说一路走过来，到现在，在我看来，最伤的就是那段时期。”季一楠说，“感觉现在大家都还是有点没缓过来，现在提及这个都有点下意识的避讳，逃避这个问题。就是有点没缓过来。还是不能很轻松的谈起这个问题。”
采访那天是立春，天空一直阴沉沉的，在我们聊到这个话题时，窗外竟下起了成都今年的第一场春雨，淅淅沥沥。
“说起这些，感觉天都暗下来了。”季一楠看着窗外，清了清嗓子，咳了两下。
陈思江开玩笑地问：“你干啥子，想哭了哇？”
“没有，没有。”季一楠笑了说，“就是这么起的，每次聊到这种东西气氛就会比较严肃，触及到乐队比较核心的那种东西了，人与人之间的，音乐只是这种东西的表达方式吧。”
也就是在人事变动的艰难时间里，海朋森把生活的琐碎统统揉进了歌里，创作了即将发行的这张 EP 专辑《她从广场回来》。
雨总是会停，艰难的日子一咬牙还是过了。
“大家还是很强大的。”季一楠说，“而且这些真的很奇妙，就是你在处理这些看似和音乐没有关系的事情的过程中，这些东西最终确实是影响到你的音乐了。”
王博强和王明明的出现也改变了海朋森，带来了不一样的气息，也让乐队的运作重新变得正常。我有些遗憾的是，那天的采访王博强和王明明已经春节回家了，我只能从其他三人的口中听到和他俩有关的消息。
“有些时候觉得对一个人确实是有种直觉的，就是现在的鼓手王博强，也经历了一些波折，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王博强可以，虽然他听的音乐和我们三个的还不太一样，但他有种说不出来的潜力，他也可以感觉到我们感觉到的东西。”陈思江在面对人事上有着比另外两位男孩更大的勇气，更愿意分享她的感受，她表情严肃而认真地跟我说，“说起这个缘分还是有点吓人，对了的人就真的还是挺对的。现在的贝斯手明明也是，她来了之后，我们都感觉对了，合得来。虽然不可能哪个人跟你的意见完全一致，她给我们的大概感觉就是愿意和我们合得来，她愿意理解你说的东西，你也愿意去理解她说的东西，这个就很有缘分了，就有个直觉：好，就很好。所以我们现在五个人就很珍惜，我们都是很珍惜。”
“我自己觉得有更多的空间和精力去思考音乐上的问题了，就不会再把自己的精力分散得那么综合。”季一楠补充到，“虽然这些综合的东西依然是存在的，但我不需要再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去解决这些，或者说是体会这些和音乐本质关系不是特别大的东西了。现在你能抽出很多精力来思考真正音乐上的问题。”
在海朋森的音乐里，歌词极为重要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核心，情感的核心。这不仅对于我们乐迷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海朋森的乐手也是成立的。
“我觉得陈思江写的歌词一直都给我很大的希望，对看待这些事，挺鼓舞人的。”季一楠在结束人事这个话题时，这样说，“有的时候看陈思江的歌词对我们乐队内部来说，也会感觉学到一些什么。”
四 · 创作是五个铃铛的碰撞
可是在我跳跃的瞬间
我得到了他的眼睛
那完美的无障碍的眼睛
海朋森在接受《通俗音乐》采访的时候提到乐队的创作，陈思江用了一个比喻来描述说，海朋森的音乐是“五个铃铛相互碰撞的声音”。我作为乐迷，有的时候只能靠想象去刻画心目中的乐队创作场景，往往会觉得一首歌的出现是灵光一现的结果，有着浪漫而传奇的色彩。但事实呢？
“如果聊到乐队的创作的话，就更复杂一点了对于我来说。”季一楠说，“就说一个人的创作心理都会不那么简单，大家在一起其实会产生很多莫名其妙的化学反应，就是之前说的很综合的一种东西。”
如何去把这种复杂的化学反应转变向着好的方向催化或引导，陈思江觉得关键是要学会“互相让步”。
“有可能当时你觉得让步不是件好事情，因为你当时已经很气了：我就要这样子。但是过了之后你会发现，别人的意见可能比你的更好。”陈思江说。
季一楠最早并不理解，为什么简简单单的创作会牵扯这么多所谓的人情世故：“才开始做乐队的时候我也很热血，就不懂这些东西，就一腔热血。”
“我们两个就经常互相宣泄这方面的情绪，他也很烦，我也经常去调停大家的关系。”陈思江回忆那时的场景，说着，“包括刘泽同也是，我和季一楠吵了，他也来调停。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就会跟季一楠说，做个乐队天天考虑些这种事情，当和事佬。当时就很气。这确实是很‘政治’，literally 的政治，因为乐队是个共同的行为。”
“这是我觉得做乐队最有意思的地方，它会涉及到很多方面。一个人做一个好的作品，大家会觉得，欸，你有相关的知识，你有你想表达的东西，有材料，有空间，就去做就行了。”如今季一楠看待这个问题有他独特的视角，他这样解释，“做乐队就要考虑太多的事情了，就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你都必须去考虑。这些东西给我的感觉，就是为什么以前常有人说，摇滚乐或者做音乐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做乐队的都把这个乐队看得这么重。在外人看来你就演个出，发个专辑嘛，写写歌，但不知道背后还有这些东西在牵扯。”
“我觉得创作也是一种相互左右的状态。”刘泽同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来描述，“就比如我这个地方要加一个吉他，可能你不懂，但我会一直用我想要加的这个执念去影响你，你可能慢慢地就能感受到我的想法。”
“很多时候不是讲道理讲通的。”陈思江说到这里就笑了，“虽然我们经常讲道理，讲到我们自己都不想听自己讲道理了，但最后都不是道理讲通的，都是互相力量和情感的撞击与交换。”
在物理上，物体间的相互碰撞，是能量的交换，引起的是速度、动量或者能量的改变。而对于海朋森的五个铃铛之间的碰撞，则是互相力量和情感的撞击与交换，改变的是乐手之间的默契和对音乐的理解。
“我觉得我们乐队就目前而言，有两大玄学。一个是和季节有关，”关于乐队成员之间的默契，刘泽同笑着说，“真的。基本上秋天以后，我们就很难写一些肾上腺素的东西，就会特别暖色调，就包括我们写‘来生’，包括我们现在写的新歌。不自觉的大家都会往那边靠。”
“再一个玄学就是，现在我们乐队大家的心情和状态都特别同步，”刘泽同接着说，“就比如今天我们进排练室说写点新东西，你会发现要么每个人状态都不是很适合写东西，就很难说其中单独某一个人状态特别好或者特别差。”
“就五个人在这个的过程中，时间长了或者怎么的，就真的会对相互的感觉、感情呀，就会很敏感。”季一楠说。
“就感觉像是被一根线连起来。”刘泽同说。
“把我们乐队串在一起的更多的是生活上的东西。缘分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就像刘泽同他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不是非常少见的，是经常会发生的。”季一楠始终都是把音乐和生活连在一块儿的，他说，“回到创作的问题上，创作在乐队层面永远是一个综合体，就是你生活的复制。”
五 · 他是今晚的观众
想象冲昏黑色的大脑
夜晚铺开金色的轨道
当被我问及巡演路上有没有遇到什么神奇的事情，比如有趣的粉丝或者观众之类的。陈思江给我讲了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意大利的中北部城市普拉托。百科上的介绍说，普拉托位于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亚平宁山脉西北麓，临比森齐奥河，东南距佛罗伦萨16公里，是意大利的重要纺织基地之一。因为当地纺织产业的发达，吸引了众多的华人移民至此，也是意大利华人最集中的区域。
普拉托是海朋森 2016 年欧洲巡演的第一站，他们受邀参加 Santa Valvola 音乐节，虽然当地华人很多，但并没有在那天到场的观众里体现出来，只有零星的几位。不过有一个华人面孔引起了陈思江的注意：穿得破破烂烂的一个老头。陈思江暗自觉得他或许是趁人不注意，从某个地方钻进来拾荒的叫花子。
老头见到海朋森便走过来和他们说话，问：“你们到这里来干嘛呀？”
陈思江回答说：“我们来这里演出呀。”
“演出？”老头很惊讶，“你们怎么在这儿演出？”
陈思江回答说：“他们邀请我们来演出的。”
老头听完有些震惊的样子，没有说话，慢慢转身走了，但似乎还在思考陈思江告诉他的事情。过了一会儿，他依然没有放下这件事，又转身回来，说：“你们的推广没有做到位，这里中国人很多的，他们都会愿意来看。”
这下轮到陈思江惊讶了，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说：“哦，就是。”然后出于关心，追问了一句：“你在这儿过得好不好呀？”
拾荒老头想了想，说：“不好。”
更令陈思江觉得奇怪和惊讶的是，老头在海朋森演完后竟然掏钱买了一张他们的专辑，才离开了。
季一楠说后来主办的人跟他讲，那人的确是个流浪汉，经常到场地里来捡东西，就是一个拾荒者。
一个在异国他乡生活不顺而流浪拾荒的华人，在看完海朋森的演出后，买了一张乐队的 CD，这个场景一直留存在陈思江的心里。
第二个故事也是发生在欧洲巡演的路上，欧洲乃至世界的音乐之都——维也纳，海朋森演出的地点是一家名为 Venster99 的 Livehouse。故事的主角依然是个老头，不过这次不是华人，也没有穿得破破烂烂，还似乎很有教养。
在那晚海朋森演出结束后，老头想来找陈思江说说话，但他没有直接就走上来，而是安静地坐在门口，等其他人和陈思江聊完。乐队已经在收拾物品，往外搬东西，准备离开了。在门口，老头把陈思江叫住了。
老头给人的感觉是一个不爱交际的人，但他拉着陈思江说了一大通话，有一些陈思江没有听清楚，总结起来是在说：“我觉得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欧洲人都忘了。”只不过他没有说那些被遗忘的东西是什么。
“我一下特别感动。”陈思江抚着胸口跟我说，“这种事就是我觉得除了自己演出之外，遇到的最好玩的事了。”
“有一个我觉得挺冲击的，就是去刘泽同他老家演出，他们家的那个族群都来了，”季一楠笑着说，“第一次被这种族群震撼到了。”
“主要就是我家里人，我父母之外的人，特别好奇我到底在做什么，”刘泽同解释说，“他们没有做乐队这种概念，也就很好奇，他们来顺便看我，顺便看我到底在在做什么。”
对于乐队而言，你台下的观众不仅会有来自四面八方的陌生人，同样也会有自己熟悉的家人朋友。当血缘亲情掺杂进乐队的生活时，一些复杂与纠葛是难以回避的，尤其是在中国。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演第二届春游的时候。”季一楠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
“春游”是成都本地的一个小型音乐节，从 2013 年举办至今，已初具规模和特色，已经成为展现成都独立音乐和青年亚文化的一个窗口。海朋森则是这个音乐节的常客。
2014 年第二届“春游”，季一楠的爷爷奶奶也来到了现场看演出。在以前春游的小场地，外面有一堵围墙，爷爷奶奶也没有进院子里来，就只露个脸，趴在围墙上看。轮到海朋森演出的时候，看见季一楠都要上台了，奶奶便高声叫着季一楠的名字，想让他看过来。季一楠看到他们来了，吓了一跳，便跑过去。这时候，奶奶也冲了进来，走到舞台边，在台下乐迷众目睽睽之中，把一个红包塞到季一楠手里，说：“拿到，拿到，收到起，去买点吃的。”
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融合，在这样一个稍显喜剧却令人动容的场景里完美的体现出来。奶奶也许并不懂得季一楠的音乐，但她用一种大家都明白而熟悉的方式表达了她对后辈的支持。
“当时我就很惊讶，那瞬间就感觉到，我们这一辈的父母对我们的支持也都是很大的。”季一楠回忆当时的场景说，“虽然有一些家庭的限制，但到现在这个阶段，大学已经毕业了，他们都还是会真的关心你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幸福。”
末 · 尾声
放弃抵抗回到母亲的身旁
门敞开热望
其实聊到这里的时候，这一天的访谈已经要接近尾声了。这天立春，今年第一场春雨在窗外继续淅淅沥沥地下着，天空已经向着寒冷的黑夜走去，陈思江也开始准备要出门，参加和朋友的跨年聚会，我和季一楠、刘泽同继续聊着和父母、和家庭有关的话题。
独立音乐人们的父辈会怎么看待自己的孩子去从事这样一种职业，这是一个还没有被探讨过的问题。从季一楠和刘泽同的口里，能听出他们和家里人的沟通，他们对家庭的理解，和家庭对他们的支持。
“我爸妈就巨分裂，特别是我妈。”刘泽同笑着举了一个例子，“我妈有的时候会说，你别做这个了嘛，你都这么大了，赶紧去结婚。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想买张声卡，你资助一下。我妈就会说好，你买吧。她又会帮我买这种音乐设备，然后又说你别做这个了。我妈就这种，她心情好的时候就没什么，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跟我说。”
“其实他们那一辈人，也是有一点矛盾的，既是在下一辈新的思想的头头上，又活在那传统的思想里面。”季一楠说，“其实他们心里面也是纠结的。包括我爸妈虽然对我很支持，但也会偶尔无意识地透露出一些旧的想法。”
“我们很多同学就是，虽然父母让他们读了一个音乐学院，回去就马上接班自己家里的事。”刘泽同说，“我很怕自己的生活会过得和大部分同龄人一样，不受自己控制，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想回湖南，因为留在四川我还能自己控制一下。我也一直在和自己父母说，如果我一辈子都按你们的计划走，等我到老了就会觉得没留下什么自己创造的东西，这样挺可悲的。我就一直这样跟我爸妈说，他们好像也觉得挺有道理的。”
这时候，陈思江换好出门的衣服，从楼上下来，给我们说了再见，在门口穿着鞋子。也许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她直起身子转过来，背着门口，朝向我们，很严肃的语气，慢慢说到：“我现在真的觉得，孩子有能力影响父母，你一定不能放弃。”
顿了顿，她补充到：
“古代有位圣人也说过，如果父母做不义的事情，你可以说服他们，或者你应该要去说服他们。这当然很不容易，虽然也会有一些很极端的家庭，一些不幸的事，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
说完，她点点头，就转身出门去了。
—— 2018 年于北京雁栖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