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地希望：记录不一样的香港情绪
在确定采访地点时，如何称呼乐队的排练室？是这次与香港乐队 Wantamnam 我地希望约见面时，遇到的第一个语言文化的差异问题。
通常而言，香港人更多地将乐队的排练室、练习室称为“band 房”。然而，作为乐队主创的逢一，在高中毕业后，搬去台湾念书，也是在台北才开始接触地下摇滚乐场景，并开始做乐队。于是，他谈及音乐，逢一的用词更接近台湾人的习惯。他给我发消息时，会将排练室称为“练团室”。
我地希望的“练团室”位于港岛上环文咸西街的一栋商厦之中。与大多数的香港乐队一样，商业大厦或工业大厦改造而来的空间，由于相对低廉的租金，成为他们的优先选择。这栋楼门口的水牌上记录的横跨各行业，音乐、设计、律所等不一而足。据乐队的主创逢一介绍，楼里至少有四间和他们类似的音乐工作室。
由香港第三任总督命名的文咸街，颇具历史，也曾经是香港最繁华的地段之一，以经营内地和东南亚的特产商品的南北行而闻名。时过境迁，一个世纪前的熙攘街道，如今成为中环与上环的热闹街市的陪衬，只剩下空气中若隐若现的海产干货的咸腥味，证明着它过去的辉煌。
文咸西街所经历的转变不是个例。随着香港的经济转型，许多以工商业用途修建的大厦逐渐空置。但与此同时，包括独立音乐人在内的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个人、团体和组织，则被低廉的租金吸引，纷纷搬入。例如，香港的地下文化地标之一的小型场地 Hidden Agenda，最早则由一间观塘工厦里的 band 房改建而来。
或许也是观察到相关趋势，香港政府于 2010 年顺势推出了“活化工厦计划”，尝试将闲置的大厦改为写字楼、艺术工作室以及住宅。然而，表面上是助推文化发展的政策，工厦租金却应声上涨，导致一些实际相反的效果。Hidden Agenda 同样因为不符合经营规范，搬迁数次，最后于 2017 年违规经营被查封，引发诸多香港这座城市对独立音乐及其文化的包容度的讨论。
与之相反，台北经历了 2011 年女巫店和 2013 年地下社会的关门事件，也引发相当程度的社会反响，而后为保护这类的“音乐展演空间”，台北市修改法规，以便促进文化发展。这或许便是近些年台湾与香港的音乐场景此消彼长的原因之一。作为大陆的独立音乐乐迷更多的是听到来自台湾的多样的声音，而极少能见到香港的新面孔。
逢一是这段港台的场景变迁的亲历者。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对比和反差中，定居台北近十年的逢一，在 2019 年忽然决定，返回香港做音乐。
一 · 回港却离不开，故破釜沉舟
逢一返回香港的决定，是一时冲动，却也是深思熟虑的考量。在台北的那些年，他从不同的朋友口中听说过关于在香港从事音乐的困难和苦恼。对于不同城市的生活状态的讨论，经常会像是一座围城。逢一本应该被认为是舒适的台北生活，也渐渐陷入一种无力的状态。
刚到台湾的日子，逢一的确觉得事事新鲜，想讲的、想写的、想表达的东西取之不竭。但随着大学毕业，工作与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反而创作的那团火焰开始收缩，最后只留存在心里。“好像生活过得比较安逸，我反而没有创作的动力了，找不到出口。”他说到，当时的乐队也暂停了活动。
2019 年，一位在英国做乐队的香港朋友，想筹划台湾巡演，邀请逢一帮忙。为给朋友帮场，逢一又重启乐队，复出回到现场。一轮演完，逢一发现自己仍然很怀念现场的感觉，找到了想要表达的冲动。忽地，他冒出一个不服气的想法：“不如回香港试试看。”
起初，逢一的计划是在香港找一处暂时歇脚的地方，试着教课、做音乐、玩乐队，方便的话，可以台湾、香港来回两头跑。但 2019 年与 2020 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逢一的计划落空。疫情封闭之后，破釜沉舟的他，彻底决定在香港安顿下来。
香港的生活节奏明显比台北要快许多。以前，逢一在台北教课的时候，有不少学生是自由职业者，例如艺术家或者刺身师。因此，无论哪个时间段，早上也好，晚上也罢，他都能找到足够的学生来填补课时。他只需要把课程集中在某几天教完，剩下的时间就能够留给自己的创作。
香港的学生则不同，不仅学生的数量一开始比较少，而且通常他们只能到晚上才有时间上课。尽管香港的课时费会比台北更优渥，但不论是生活支出，还是时间成本，也都比台北高出一截，尤其是后者——“有时间在地图上看着很近的距离，坐车去却要花很久，感觉差不多可以从台北到基隆了。” 逢一举例说，“可是香港哪有这么大。”
生活状态的差异自然也传递到乐队之中。返回香港的头两年，逢一曾尝试过和其他人组建乐队。由于离开得太久，他需要花些时间才能融入本地的场景，在乐队人选上经常碰壁。并且，他对做音乐的态度相当认真，并不希望仅仅将其看作是业余爱好。
“我在台湾认识的朋友或者团员，往往愿意以音乐为先，比如找工作的话，也一定会找更好请假的工作，甚至有的人就只做兼职。”逢一对比说，“但在香港没有办法，大家不会有这种心态，会觉得生活有压力，留给音乐的时间很少。一个礼拜能练一次团有时候都觉得夸张，有些乐团一个月只会见一两次。”
直到 2022 年的一次机缘巧合。此前，逢一曾在一家香港的吉他店担任过顾问的角色，认识了一位音乐人朋友。后来这位朋友去到台湾发展，每年仍会回到香港来组织一些演出活动，知道逢一在创作自己的音乐，就邀请他参加。
虽然一个人也能演，但看到名单上的许多蛮有名气音乐人，逢一认为还是以乐团的形式更好，不然会显得单调。恰恰好，当时他正在参加的青年爵士课程，认识了几位乐手朋友，便邀请他们临时加入。其中就包括我地希望乐队现在的吉他手，Andrew。
二 · 生活是围城，不如做自己想做
在香港的一家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共服务部门工作的 Andrew，是乐队里唯一一位过着朝九晚五的全职生活的人。遵循着标准的念书而后工作的成长线路，他说自己第一次与人组乐队，就是在爵士课程上遇到的来自逢一的邀请。
2022 年 8 月的那场演出结束之后，逢一思忖着应该试着把这支乐队延续下去。出于“认真做音乐”的初心，在发起正式邀请之前，逢一郑重地和 Andrew 说过自己对乐队的规划，包括每周的排练，以及之后的演出、录歌和发行专辑。最后才问：“你愿不愿意加入？”
也是在那次演出上，逢一认识了同场的另一支乐队的贝斯手 Kuma。在经过同样郑重地邀请之后，后者欣然入队。
比较特别的是，促使 Kuma 决定做音乐的瞬间，有种类似于加缪所描述的感受到荒谬的觉醒时刻。在考完 DSE（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之后，Kuma 也和朋友一样，利用中学毕业的暑假去做兼职，积累经验。他找到的兼职是在一家保险公司做文员。
尽管说是“兼职”，但除薪资水平外，Kuma 的上班时间与全职员工无异，星期一到星期六，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每天对着电脑，制作各类文件。“那次之后，我就觉得这样的生活不行。”Kuma 说到，“如果大学毕业之后，从我的二十多岁到六十岁，也一直这样的重复，我不能接受。”
工作一个月应该挣多少钱，多少岁之前应该要结婚，结婚之后又应该挣多少。这是 Kuma 和中学的朋友们曾以为的人生规划和目标。所以，当其他人听说 Kuma 现在在做音乐的时候，经常会对他说类似的话：“上班真的辛苦、很无聊。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一定过得很开心吧。”喜忧参半，则是 Kuma 对此的回答。
我地希望的第一任鼓手也是那次演出确定下来。不过在完成第一张专辑《木马》之后，前任鼓手退出，目前的鼓手阿 Gill 受邀加入。
在全职做音乐之前，Gill 从事建筑绘图相关的工作。对于这份岗位，他谈不上喜欢，为了维持生活，Gill 倒也尽职尽责地做着，并且得到了上司的赏识。只不过，他所设想的“白天工作，晚上练鼓”的安排，往往由于“下班太晚、工作太累”而耽误。直到有一天，那位器重 Gill 的上司因为办公室政治被排挤出走，Gill 横心一想，也决定辞职离开。
“我通过努力工作得到的认同，一下子就没有了，那我做下去还有什么意思？”Gill 是乐队里最不擅长说普通话的一位，但他也尽量地说着，想让我听明白，“而且其实那也不是我喜欢的工作，与其如此，还不如放手一搏，专心打鼓。”
现在回想起来，已经通过音乐站稳脚的 Gill 还是觉得当初挺不理智，顺口使用一个粤语词“憨鸠”来描述当时的自己。辞职之后，他口袋里只剩下 2000 块钱，好在他可以住家里，无需为房租发愁。
听到这里，反倒是目前最不用为收入焦虑的 Andrew ，十分羡慕队友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音乐的状态，他也希望自己能有一天，可以攒够钱，然后花半年或者一年时间，尝试全职的练习和创作音乐。
“我上班时间是早上九点到六点，平时练团的话，八点开始，只有两小时可以休息。我们一个礼拜排练两天。所以那两天我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二点，脑袋是没有停止，不断地在运转。”Andrew 认为这样连轴转的状态会影响到乐队，“就比如，我们在创作阶段，大家都在发散自己的想法，把新的东西加进来。我的进度就会比较慢。”
这时候 Kuma 插话进来，想宽慰 Andrew，提醒他有次录音也是下班过来，却超常发挥。
“是录「我想」这首歌，中间有段即兴的环节，那天他还有一些发烧。”Kuma 笑着说，“但他的状态非常好，可能是大脑里的屏障都关掉了，反而超常发挥。”
三 · 寸土寸金的香港，也有柔软地
「我想」是一首时长将近九分钟的作品，情绪在其中起伏绵延，如拍案的海浪，忽平静、又忽骤烈。这首歌也是截至目前，乐队在 Spotify 上最具人气的作品，收录于我地希望今年发行的新专辑《想是南》当中。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想」的由逢一和 Kuma 共同完成的歌词，恰恰就是在唱 Andrew 以及乐队其他人在这座极其现代化的大都市里所面对的迷茫：想要逃离，去追寻更宽阔的生命，但仍然只是念叨着 “sometime, someday”。无怪乎 Andrew 在卸下心中的块垒之后，能肆意地借助吉他，自由地在音符间游走。
从乐队成立之初，逢一就为我地希望设置了一些需要完成的发行与演出的目标，例如三年内发行三张专辑或者完成一次亚洲范围内的巡演。其中由于逢一生过一次大病，耽误些许进展，但大体上，乐队的进度依然相当快，基本完成目标：2024 年 3 月的 EP 专辑《木马》，9 月的 EP 专辑《想是南》与正在规划录音时间、大概明年发行的乐队第一张全长专辑，以及策划之中的明年的巡演。
具体到每一张专辑的创作，逢一会为录音、制作和发行设置 deadline。他非常清楚，在香港的环境中，因为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会轻而易举地耽误或拖延进度。他此前的各种积累和经验，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如此明确的规划和严格的执行力，无论是在香港、台湾，亦或者大陆的独立乐队之中，都是十分少见的。
乐队最早的创作是基于逢一的个人作品的改编。在我地希望之前，逢一已经积攒了一些日常创作的音乐，其中大多是偏 R&B、Soul 和 Funk 风格的黑人音乐。不过我地希望的改编并非原封不动的 cover，而是根据成员的喜好，按照自身的习惯来增加和删减。
例如，收录于《木马》之中的「每一天」，起初是一首卧室 R&B 作品，而后经由乐队的改编、打磨，到最终呈现出来的时候，已然无法让人想象它的原貌。
渐渐地，乐队开始尝试在排练室进行即兴的创作。于是，你能听见我地希望的作品从《木马》里的简约质感，过渡到《想是南》更多的器乐与和声，再到最新发行的现场专辑里的新歌「绿岛炸鸡脾」有着近似硬摇滚或者迷幻摇滚的噪音。
逢一回香港时，对自己的职业方向的规划之一是音乐制作人。理所当然，我地希望的专辑制作人由他担任。这也相当程度地节省了录制过程中，花费在修改与沟通上的时间。
“在专辑发行前的一两个月，我每一天都在处理乐团的事务，相当于是在消耗自己的时间来赶进度。”逢一说，“比如母带出来之前，我要从早到晚和混音师待在一起，讨论混音的细节。”
归根结底，这一切的动力源自于逢一内心深处的时不我待的迫切感。以前在台湾做乐队的时候，看着前辈身体力行的将想法付诸实践——就像逢一现在做的一样，投入到乐队的每个环节，他将其视作榜样。而同一时期一起玩团的朋友们的乐队，许多已经成名。虽说人各有异，但轮到自己做乐队时，难免会拿他们来作为参照。
并且，2022 年那次生病，用逢一的话说，“可能真的差一点就进鬼门关了”。他开始认真地思考自己做音乐的意义。“我想要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逢一认真地说到，“而不是因为自己的心态或者自己不够努力，就找各种借口。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
态度如此认真和严格，落脚于音乐之时，却成为我地希望作品中松弛与宽广的心境——简直像是香港这座城市的反面。
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对一座城市拥有一些“刻板印象”，会贴上片面的标签。但其实生活在其中的人，和你、和我都一样，会有种种的情绪，或快乐、或悲伤，都需要借助一些事物来寻找寄托，也许是音乐，也许是其它什么东西。
“可能我们的音乐承载了一些以前真的好像没有在香港见到过的听众的情绪，或者说他们以前会更多的听国外的作品。”逢一分析作品里的情绪时说到。
“对我们来说，创作的时候没想太多，只是把自己平时积累和经历的情绪爆发出来。如果是跟我们同频率的人，就会得到共鸣。我们四个算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唱的自己的故事、所盼望的事情，也就是香港的故事。”
—— 2024 年于深圳南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