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事物可以永恒？ | 一秒耳鸣 #2 feat. 张醒婵
假如音乐行业要像互联网行业一样，复盘经典的传播案例的话，去年张醒婵和《No，no！》的故事大概会成为让从业者“丈二长的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谜团。
首先，是专辑的发行时间，2024 年 5 月 13 日。打开日历，你会发现竟然是星期一？——没道理，因为你若把新作发行的日期做个统计，星期一大概会是频率最低的日子。其次是宣发方式，唔——没有宣发。你几乎找不到这张专辑在发行时，在哪个社交平台上做过宣发。张醒婵的 B 站账号直到去年底才更新了一个新作品的现场视频。
再者，是作品本身。作为新人的第一张专辑，《No，no！》拥有各种被厂牌否定策划和制作的理由：抛开标题的英文配全角标点不谈，17 首歌曲数量，超 60 分钟的时长，杂糅过多的风格元素，作品主题不够统一等等。不过，考虑到毕竟这是一张近乎彻底的卧室自制作品，已经做得足够优秀。但无论如何，它都称不上完美。
或许，恰恰是这些所有的瑕疵汇聚在一起，击中了新一代乐迷的“痛点”。谁不想要做一张专辑来记录当下生活和自己喜欢的音乐？在张醒婵饱满的、真挚的、流畅的情绪与让人眼花缭乱得仿佛是炫技的丰富想法面前，无伤大雅的缺点反而更让她的音乐接近你和我。
于是乎，大家欢呼：张醒婵是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天才摇滚少女！
然而，很难想象的是，张醒婵面对自己音乐生活的天翻地覆，内心会发生怎样的波动和变化。在本次的「一秒耳鸣」中，我们也提出一个相关的问题：在新专辑发行之前，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待？由于采访篇幅有限，最终没有把此问题的回答放进去，但不妨在这里分享一部分。
她的回答非常脚踏实地。“说实在，在专辑发行之前，我没有办法预判其他人的期待。但我当时有一个自己的计划，要把专辑做成实体，送给 100 个人。”她说，“它是我人生阶段的总结，是珍贵的。那我就要用自己的方式，把它送到我认为它应该传播到的地方。”
作为一个 J 人，她给这个计划列了一个表，上面记录了 100 个名字，其中一部分是家人和朋友，一部分是影响过她或者她所喜爱的音乐人，虽然仍有一些音乐人没有办法送到，但我相信迟早有一天，这张专辑能到达名单上的所有人手中。
最后，我们之所以能做这期采访，是因为张醒婵即将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心脏曲：岂是音乐节」。对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她这次参演的身份是“张醒婵和她的朋友们”，或者更准确地说是：nono 和她的朋友们。
至于为什么，请看接下来的采访。
*以下对话中的 nono 即为张醒婵。
艾舒：首先，替标点强迫症患者（也就是我自己）问一个问题，你去年发行的新专辑《No，no！》的标点是故意选择全角符号的吗？
nono：是的，希望呈现中英混杂的感觉，我有意想要制造一种冲突和矛盾。这也是一个提示，因为其实标点符号是这张专辑的“彩蛋”。专辑被我分成四个部分，歌名里的标点其实是很重要的分隔和提示。你有看出来吗？
艾舒：我坦白，我没有。但的确感觉到有一些长歌和短歌以及情绪上的转变。那不妨请你详细地讲下这张专辑分为四个部分的缘由和它的概念？
nono：一开始我只是在想要放哪些歌，那时候专辑概念还没有形成。后来我发现自己想放的歌的风格比较多，而且不太统一。这之前，我也知道概念专辑，它们会怎样去编排，串起整张专辑的故事性。但我并不想要为了完成这个目的，而刻意去把气质相同的、故事相近的作品统一到一起，以便让大家觉得连贯、严谨。那些所谓的风格和标签从来不该成为专辑表达的阻碍，而我的这些歌的确都代表了我自己，或者说是我的不同的面向。
所以，我就想，不如以分身的形式来描绘，让它们代表我的各个层面、角度，以及不同时期的不同的情感，最后汇集成为一个整体的“我”。我觉得现在这样的设计和概念，它也能成为一张完整的专辑。毕竟这是我的第一张专辑，我还是希望能展现出自己完整的想法，而不是割裂的、片面的“我”。
我就把专辑分为了四个部分。正好之前为了试音色，我多买了几把吉他——比较便宜的吉他，也就是你能在现在的专辑封面上看到的那四把。当时想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吉他可以是我的分身的具体呈现。比如，我经常带去演出的那把红色的 Gibson SG，是一种暴躁的、外露的情绪；而那把黄色的 Fender tele，则是一种更朦胧的情绪等。
整体来说，四个部分是一种由外向内的情绪变化，前面的歌会更外放，更关注聚焦于社会，后面的歌的主题逐渐内缩，开始关注与人的关系，再到最后，会更注重和自己对话的感受以及内核表达。
艾舒：虽然我们才刚开始聊，但不得不说你的语言表达逻辑和流畅度令人惊讶。可惜这篇采访的最终呈现会是整理出来的文字，读者可能不太能体会到，如果你有机会接受播客采访的话，大家或许会有更直观的感受。不过，我很好奇，这是否和你的大学专业有关系？比如你有法学的硕士学位。
nono：你可能想说，这是不是我在课堂上习得，或者是因为学法律，在学校会有一些辩论之类的训练？我觉得不太有。可能是我比较当混子吧，就算学法律，基本上都只是在背诵而已。偶尔的报告或者课堂分享，也只是把稿子念出来，没有太多思辨和对抗的训练。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原因的话，可能是我日常的思维惯性。平时看到一些新鲜的事情，或者一个觉得矛盾的东西，我会本能地开始思考，从正面和反面去反驳。这个角度想不通，就换个角度再想。我觉得还有就是，我的“自省”能力会稍微强一点。说白了，我会想得比较多——应该说是想很多（笑）。
艾舒：（笑）能够想象。不过，自己在脑袋里想是一回事，要能够清晰地讲出来，又是另一回事。
nono：可能我自己不喜欢别人误解我的表达，但也不能说“不喜欢”，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只是，有时候这种误解会让我产生困扰。所以平时也很注意自己的言语。在表达的时候，我会尽量地去避免产生误解。或者说，当我需要传达一个准确的想法的时候，我会尽量地把它表达得清晰、准确无误。
艾舒：想起来在你之前的采访里，你也提到做这张专辑的困难之一在于觉得自己的技巧没有达到要求，能把自己所想的东西清楚地表达出来。听刚才的描述，你在生活中也非常在意准确的表达。那是否说明，你认为我们是能够通过语言向他人准确地传达自己的想法？
nono：在部分情境中是可以的。比如，“我想吃一个苹果”，这句话的意思是相对明确的，但如果是“我想要一个苹果”，它的意思就更模糊，会引发更多的联想，或者不一样的理解。不过，我觉得语言本身就蕴含一定的误导，哪怕是说“我想吃一个苹果”，也可能会有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我只是希望在传递语义的过程中，尽量不要偏离自己本来的意思太多。
艾舒：你写歌词的时候，会有类似的困惑吗？因为涉及到文艺创作，或者受众对于作品的理解，大家总是会尝试不一样的解读。
nono：写的时候当然会有。但我只会去想象自己心中的歌词应该是什么样，没有办法去左右别人。我一定要让自己满意，至少自己知道我写的东西是我内心想表达的内容。不过在写的时候，确实会有许多斟酌。因为音乐和歌词是统一的整体，如果写不好的话，会让人听起来突兀。有时候我就会想，是应该用画面感强一些的描述，还是更直接的方式，或者其它的想象。还是蛮有挑战的。
艾舒：我们换个轻松一些的话题，你是念大学的时候来的武汉，到现在也待了七年多，你觉得这座城市怎么样？
nono：哎，你看我又要开始分类了（笑），想问你指的是哪一方面？
艾舒：那我也有所准备（笑），想先问你在日常生活以及饮食上的看法。
nono：这很难说，因为我目前还住在学校附近，也就是之前研究生时候住的地方。我还是会借朋友的校园卡去吃食堂，食堂不仅相对干净卫生，而且价格也更友好一些。
艾舒：音乐方面呢，你平时去看演出多吗？
nono：说实话，很少看演出。一些朋友可能一周去看一次两次甚至更多，把看演出当作是家常便饭，我一个月能有一次两次差不多了。一方面是觉得没有自己特别感兴趣的演出，另一方面，也总觉得看演出是需要有人一起体验会更好。
艾舒：说到现场，很遗憾我到目前还没有看过你的现场演出。不过，你当时在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有想过之后的现场演出吗？
nono：完全没想过。当初编的时候，我加入了许多想放进去的、天马行空的东西，反正自己觉得很开心，听感很新鲜。但后来开始准备现场演出时，发现录音和现场完全是两码事，遇到非常多的困难。专辑里的很多歌如果原封不动地放到现场去演，并不一定有很好的效果。
而且把录音版改成现场版，并不是简单的还原或者改编的问题，要考虑到人员的配合，以及大家各自的演奏习惯或者说手癖，不可能百分百地按我之前编的东西来呈现。比如我们现在的贝斯手，他不喜欢 Drop D，但「淤青」录音室版就是 Drop D（调弦），最后就按他的想法改了。
艾舒：那真的是一个工作量非常大的过程了，尤其像你在采访里有提过，自己又是一个有些完美主义的人。从第一场演出到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
nono：前几场演出，我一直在想要怎么改，陷入一种漩涡，反复地修改，说我一定要把它改得适合现场。有段时间搞得鸡飞狗跳，甚至有 13 天时间，我们花了 11 天来排练。（不过其中也包括触发器排练。）
比如「瞄准」吧，它有小号，录音室版本更偏向爵士，但我们的现场配置不满足，我就想把这些段落改得更躁动或者说更摇滚的版本，让现场的听感更新鲜。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根据现场的人员配置来改编，有什么乐手，就做什么样的编排。其实这相当于又改了一遍。我会一直想去改编，慢慢改得都有些面目全非了。
我后来在反思，这样的改编是不是吃力不讨好，你以为你把它改得更适合现场，也更有新鲜感，但录音室版的那种纯粹的感觉也被抹平，也让观众失去了熟悉的听感。
而且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总想着说，自己写的 solo 总要自己弹吧，自己写的歌词总要自己唱吧。导致我在舞台上非常忙，失去了表演的重点，效果反而不一定好。不如抽离一点，少做一点，尽量专注在其中一部分内容上。
乐队的排练和我个人创作之间的平衡，是一个两难的过程。如果你这边的主观想法太多的话，好像就只是你在找人帮忙完成演出。但我肯定是希望大家碰撞在一起，能在现场产生一些火花，也可以给我一些不一样的启发。不过，如果一旦有什么想法上的分歧，我可能还是会坚持自己。久而久之，他们可能也会觉得有点累，自己的想法在这里得不到表达。
所以，这段时间也真的是辛苦大家，以及非常感谢他们这一时期的陪伴。
艾舒：在做这次采访的准备的时候，Cheezy 岂是音乐节的主办张铎瀚，有和我提到你想要将演出音乐人的名称改为“nono 和她的朋友们”，最后因为报批手续的问题，改为“张醒婵和她的朋友们”。这样的变动也是出于你刚才描述的想法吗？
nono：对的。因为首先，他们就是我的朋友，不是“伴奏乐手”，我们也必然无法做到真正的职业乐手那样的精确。其次，虽然大家可能是喜欢 nono 的歌来看演出，在现场呈现出来的不只是我的部分，你还能听到我的朋友们、伙伴们，是如何诠释这些歌曲。他们或许对这些歌有不同的理解，会选取和处理不一样的音色。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部分，有倾注自己的情绪，比如刚提到的演奏习惯。所以，我希望观众来现场，关注到的、听到的，不是只有我，而是“我们”。
我希望通过这个小的变化，来让观众知道，或者说提前做好心理准备，现场就是和录音室不一样。希望大家能尊重我们一起呈现出来的现场版，而不是苛求还原录音室版——大部分观众应该不会，但可能有一些人会有所期待。
艾舒：下面这个问题在你之前的采访之中，可能也被反复问到过，但我还是很感兴趣，即为什么一定要在 25 岁之前做完这张专辑。
我们去观察的话，会发现在美国和欧洲的流行文化中，青少年是个非常关键的年龄段。他们对于 teen 的定义是 13 – 19 岁，过完 20 岁就变成大人了。但对于在中国成长的年轻人来说，似乎 25 岁才有种特殊的意义，鸟撞写过一首「25」，邓加宇有张专辑叫《25 岁前的世界观》。这也能理解，因为 25 是我们离开家庭和学校之后独自面对的第一个人生节点。
那对于你呢，为什么是 25 岁？
nono：因为 100 除以 4 是 25。（开玩笑）
艾舒：（笑）又是一个与4有关的幸运数字。可是为什么要给自己设定一个这么明确的节点呢？
nono：如果不明确的话，就会无限拖延。虽然顺其自然地表达和记录一些东西是很好，但不逼自己一把，你可能就放一旁，当初的那个劲儿，想要记录的想法就散了。如果能一段时间集中地去提炼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也是一种考验，能够让自己的表达欲得到安放。
其实我最初的设想是在研究生毕业之后就做出来，那应该是 24 岁。但那段时间确实没有办法，做不出来。想了想自己能做的时间，那就定 25 吧。没有考虑太多，基于当时的状态和冲劲，就觉得如果再不做，可能真的做不出来了。
那时也发生了很多事情，让我自己的观念也发生了转变，包括各种矛盾的复杂的情感。比如，其实当时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觉得必须要在当下去做我喜欢的事情。以及，看到比我更早找工作的朋友，他们身上发生的变化。我也会想，自己以后会是什么样？我不知道。
但至少现在我还保持着比较纯粹的、不顾一切的状态，我觉得这样的自己值得被记录。
艾舒：虽然这样说很残酷，但在成长的过程中，人总是会变的，总是会丢失一些东西，例如我们经常说的“少年心气”。你觉得有些东西自己会一直要保存下去的吗？
nono：是的，有些东西一定要保存，比如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理想主义的纯粹、少年的纯真状态。但有些东西肯定是会改变，你会变得更成熟，思想变得更开阔，这也是必然。
我以前是一个特别不能接受变化的人，亲情、友情也好或者亲密关系，有时候你会希望是不是能够一辈子保持这种美好的状态不变。但每个人各自的人生轨迹总会不同，变化自然而然地发生。世界在变，周围的人在变，这也很正常。但是大家很轻易地说，一切都是短暂的，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一种避免受到更大伤害的自我保护机制。
那我想说，如果羁绊是短暂的，关系是短暂的，一切都是短暂的，有什么东西可以永恒呢？很想去找到一个可以永恒的东西，那才是我觉得的足够珍贵的东西。
——— 2025 年于深圳南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