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夏秋冬
——献给海朋森
春
“老板，记到起，冰块六点钟送过来，不要搞忘了！”明明一边从纸箱往外拿酒，一边对电话那头的人叮嘱。王博强在从休息室往外来回地搬运前台布置用品，而老陈和赤膊的季一楠在二楼贴挂彩色宣纸条幅，每列条幅上的“海朋森晚会”五个大字都由陈思江用毛笔写就，刘泽同则在门口仔细张贴晚会海报。此时距离晚会开始还剩三个小时，多数准备工作已就绪。
晚会地点在光合音乐，位于高攀路上的 7322 工厂创意园区内。7322 厂据说曾是清末洋务运动期间生产弹药的地方，厂房和建筑都保留着原本的样貌，是成都仅存的清末工业建筑群，如今被武侯区改造为文创产业基地。光合音乐工作室在园区南边的角落里，不太好找，送外卖的骑手进来后总是打电话问方向，一通说不清，多数时候都是客人自己去拿。
工作室进门的右边是一架棕色木质钢琴，顶部摆放着若干装有请柬画的相框，大厅往里还有两个用于展示的黑色铁架。上面的每一幅画都由陈思江根据被邀请者的身份特点手绘而成，例如盯盯猫唱片机收到的请柬上画有若干只飞舞的蜻蜓（蜻蜓的成都话即为盯盯猫）。下午我到时，正好看见乐队几人比对着尺寸修剪纸张，并挨个裱进相框。在晚会结束后，这些画将作为纪念品送给到场朋友。
往左走几步，穿过厚重的隔音门便进入录音室——晚会演出的地方，除摆放架子鼓角落，其他处都伫着大小摄像器材。房间顶上悬浮有二十余只红色大气球，末端各自垂下一条红绳，卡片系在中间，正反面各印有从歌词里节选的二字词语：天真/成见，游戏/宁静，鸽子/乌鸦，等等。若干圆垫安放在地上，两列折叠椅放置在后排，井然而肃穆。
晚会的布置让乐队和朋友几人在前一晚忙碌至凌晨三点，这天下午两点又继续。前期策划和演出排练更不知花了多少时间与精力，才有眼下各种细致入微的体贴设计。被问及为什么想办这样一场演出的时候，陈思江说最简单的原因是：“好久没有在成都演出了，我们乐队之间也分别了有很久，就想演一次。”
至于稍微更深一层原因，季一楠说：“我们之前的演出都比较标准，有主办方，有场地，有这样那样的合作关系，而这次就想自己主导一次，也想通过演出给我们自己增加一点经历。可能这次不单单只是演出，有可能方方面面，包括视觉上，都是海朋森的东西，不只是唱出来、弹出来的声音。”
“我们自己对海朋森的概念也有一点打开了。”陈思江补充到，“以前觉得写歌、发专辑就是海朋森，现在觉得为什么非得只能是这样，为什么海朋森不可以是一个组织活动的人？”
“虽然现在还有点混乱，但这种经历可以获得更多的可能性，”季一楠笑着说，“比如昨天刘泽同想到了一个：以后可以做婚庆！”
“我们都已经有成熟的流水线了！”明明接过话，众人大笑。
夏
去年五月三日，海朋森发行了由他们自己录制的第二张专辑《她从广场回来》，并利用几个周末的时间完成了一次小规模巡演，之后整整一年杳无音讯。
季一楠和陈思江飞赴伦敦留学，路途遥远，期间也不便回国；刘泽同来北京体验了一把北漂生活，然而干燥的天气，偶发的雾霾，以及初春漫天的柳絮让鼻炎过敏的他没待多久，便决定逃离；王博强则继续打理他的音乐教室，并和明明做了一个双人计划 Sober Stone；明明则更忙，她同时还担任荷尔蒙小姐的贝斯手，又跟朋友在做一个音乐影像计划 Overlook Live，记录乐队现场。
今年初，乐队五人在柏林相聚，录制他们还未发行的第三张专辑。跟 Lo-Fi 的《广场》比起来，这回的录音条件有点“奢侈”——汉莎音乐工作室（Hansa Studio），倘若说得虚荣一些，大卫·鲍伊的柏林三部曲便录制与此。乐队对录音很满意，为了延续这种状态，他们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去寻找合适的混音师和制作人。至于具体的情况，他们欲言又止，比较谨慎，希望自己和乐迷都能保持期待。
或许正因为这张全长专辑的录制发行周期拖得较久，海朋森选择了《春夏秋冬》，一个送给所有人的惊喜礼物。这张 EP 的创作状态跳出他们以往“排练、写歌、再排练”的模式，既是由于距离不允许，也可能如前所述，是海朋森更多可能性的一种。
“我觉得做专辑不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事情，有东西出来了，录了、做了，就发，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季一楠解释说，“我自己不太想把我们的这些东西固定死，把它给限制在一个场景里面，或者一张专辑里面。比如就像《春夏秋冬》里面四首歌，它可能现在发出来是那个样子，很可能在演的时候又是另一个样子，或者甚至以后可能会再重新做。我觉得重要的是有所尝试，有所输出，让大家听见。”
《春夏秋冬》的创作时间跨度很长。歌词最早一首写于八年前，而音乐也要追溯到一六年，最初的部分由陈思江和刘泽同即兴而来。“时间是太长了，你的心境已经都转几回了。”陈思江说。
《春夏秋冬》的创作距离跨度也不同以往。季一楠在电脑上做这张专辑时，海朋森分隔地球两端，时区从东八到格林威治，横跨欧亚，讨论思路都只能通过网络。“有很多东西我录进去的时候我也不确定。”季一楠描述到，“比如说鼓，我不确定是否要用这个，博强他在成都，就很简单地用手机录音笔，录了发给我，明明的贝斯也是，我得听一下他打出来是什么样子，她弹出来又是什么样子，才最终有了这个东西。”
时间和距离可以把人从物理世界中分开，但精神的作用方式却往往是超距的。例如「草莓」的前奏吉他，虽然季一楠在弹，但它的音色和结构都非常的“刘泽同”。季一楠说很难描述那种感觉：“很神奇，你知道吗？我弹的又是他的琴。他之前来过一次伦敦，他把琴放在我家里了。弹着他的琴我感觉自己就是刘泽同。弹了很多东西，后来我们听，我感觉不像是我自己编的，就像是刘泽同编的。”
“我自己听的时候，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刘泽同说。
“就是之前大家一直在一起做音乐积累下来的很多默契。”陈思江说，“虽然就有距离，但是你仿佛你知道他会怎么做。”
季一楠觉得还有点惊悚：“我当时觉得很可怕，这种五个人的这种相互的影响。按理说隔得那么远，又看不到人，就是很有点科幻，真的是有那种神移的感觉。”
“你是不是黑了我们的大脑？”陈思江跟刘泽同说笑，“像神经漫游者。”
“来自东八区的电波。”刘泽同笑答。
“有些贝斯、有些鼓其实都是这种，我在往电脑里面输的时候，就真的感觉这东西不是我在做，我只是简简单单地完成一个动作而已。根本不算是创作行为，就是简单地输进电脑。创作形式发生在这种相互的影响当中。”季一楠说。
秋
海朋森晚会第一首歌是「凉山」，季一楠弹，陈思江唱，沉谧而悠远。我盘腿坐在第一排，陈思江的话筒架就立在眼前，如果我够勇敢，站起身就能跟她一起唱。录音室不大，到场朋友比预计的要多，站后面的人可以跳舞，坐着的像我只能摇头晃脑了。这种被友爱和音乐团团围绕的氛围，像小学参加六一晚会般幸福。
不过第一次自己办活动，陈思江稍微有些紧张，唱完「凉山」脱口而出的第一句是四川话：“欢迎大家。”她笑着顿了下，改普通话说：“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海朋森晚会，海朋森很久没演出了，很想念大家。”
季一楠也有些紧张，但他为的不是演出，而是头上悬的气球，在演完新歌「我们的歌谣」做感谢的时候，他觉着好笑说：“其实还要感谢这个气球，昨天在钉的时候很害怕它今天会掉，就使劲钉了很多，把光合的图钉都用完了。”
除去这首「歌谣」，开场「凉山」，结尾「从出生到现在」以及临时返场的「草莓」，晚会其他曲目都出自很久没有演过的第一张专辑。陈思江在演完「播种」之后，解释说：“其实乐队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总想要演最新的东西，可能其他的事情也一样，一直有种抵触旧作品的心理。因为我们乐队分开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回来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其实那些旧的东西有它自己的感觉在里面，当我们重新再在一起把它们做出来，它又有了新东西。尤其是我们这次加上了和声。”
给海朋森唱和声的有三位。一位是中央车站的主唱邓世勋，一位是荷尔蒙小姐的主唱朱梦蝶，还有一位是刚高考完的学艺术的女孩赵婧雯，他们接到海朋森邀请后，连续排练了十多天。我想，对于之前没有过现场演出经验的赵婧雯而言，这或许更会成为一段格外独特的记忆。在演出结束后的采访里，被 Overlook 问到此时此刻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她挺认真地答说：“想让时光永驻。”
谁又不想呢？有如甜美梦，又如每个有灯光的难忘的夜晚，时光总飞逝。往往最后一首歌的前奏刚起，或许第一句歌词还没唱完，你便开始在快乐里惆怅，在心中念念下次再见该是何时？
“真的很奇怪，”掌声安静下来，陈思江激动而又有些许疑惑地对「红色街区」说，“以前写的东西，你现在觉得不认同了，但音乐起来的时候，你好像又还是认同的。”
“有点像做梦。”明明给思江说。
在晚些时候的采访里，明明详细叙述说：“我演出的时候有一瞬间就觉得，好像在做梦啊，就有点恍惚。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在装这个气球的时候，这里还是个空场，也在这儿排练，（演出中间）突然一抬头，发现全是朋友，就很恍惚，跟做梦一样。”
冬
醒来时，G90 正驶出东站，头也不回地把成都抛在身后。我旁边是一位跟我说着纯正京片儿的阿姨，她跟母亲打电话时却蹦出流利的四川话，一路上频繁掏出手机，通过家中视频监控看孩子；我前排是祖孙三代人，咿咿呀呀只会哭闹的小孩，手忙脚乱、一味迁就孩子的年轻妈妈，以及每次与你对视都不好意思腆笑的奶奶；隔着过道的右边是知识分子一家三口，父亲在读古代科学史，母亲在看外国小说，念高中的女儿在埋头啃一本厚厚的单词书。
耳机里传来「草莓」前奏时，高铁正沿着山麓飞驰，窗外绿影时明时暗，不太真实，就像做梦。无法描述专辑上线的那晚第一耳朵听见《春夏秋冬》的激动情绪，我根本坐不住，只得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四处走动，现在回想时，打字的手都还有些颤抖。我给海朋森描述这感受时，他们五个都笑了，季一楠开玩笑地谦让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陈思江则笑着说：“好想和你一起站起来，到处走。”
我突然想起来这次抵达和离开有两个相关联的巧合。抵达那天夜里一点多，我跟还在忙碌的海朋森告别后，才去酒店办入住。酒店在磨子桥，下车等红绿灯过斑马线时，发现眼前是林荫街，斜对面就是成都七中。或许是因为即将开学的检修，教学楼灯都亮着，但楼道和外边的街道一样，空荡荡。我们家搬来成都前，父母筹划我应该考哪所中学，便趁放假带我上成都看学校，第一站就是这里。我们被保安挡在门外，我扒着栏杆向里打探了几眼，便前往下一站，而那是我中学的开始。
离开那天，季一楠说中午一起吃顿饭，并把他们临时住处附近定位发给我——田家炳中学初中部。我很眼熟，但以前在成都时，很少仔细看地图，一时没想起这是哪儿，倒也没多想。我骑车从磨子桥经过川大、川音、九眼桥和空军医院，一路都很熟悉而新鲜，街道和建筑都被翻新得干净整洁。快骑到田家炳中学门口时，才骤然记起，我上一次离开这里，接孩子的家长把这道门围得满满当当，他们眼里的殷切让人害怕。这是我的高考考场，我中学结束的地方。
人生的巧合与偶然，你拿它没有办法。一六年我在三圣乡的早上好看春游音乐节，成为海朋森的粉丝，那时我还没有想过要写这些摸不着边际的东西。一七年我在北京愚公移山门口硬着头皮第一次给季一楠打招呼，并跟他约定我寒假回去采访海朋森。一八年我给他们写出了我的第一篇独立音乐专访，又通过这篇文章认识了许多朋友。而后的一年多来，是这些朋友们给予我继续做其他采访的机会。这才有了如今的《普通乐迷》。
我时不时会思考，该怎么形容我对海朋森的情感，直到那次去中关村言几又书店听美丽唱片主办的“杨海崧 × 方舟”的座谈，杨海崧提到吴宇清（南京诗人外外）的一段话，我觉得特别合适：
“吴宇清生前跟我说过一句话，几年前。他这个人不是那么动感情的人，但那天晚了跟我聊完天回家，在路上推着自行车，突然跟我说：我听了这么多年摇滚乐，我喜欢好多乐队，受过好多乐队影响，但我发现在我一生中可能只有两支乐队与我生命有着直接关系的，一个是 P.K.14，一个是七八点，其他的乐队听得再多，跟我没关系。”
杨海崧说自己第一反应是：“哟，真是年纪大了？说这么动感情的话。”台下的观众笑起来，但他接着说：“我后来发现确实是这样的，你身边朋友做的乐队，是跟你生命有直接关系的。其他什么乐队，他们再好，可能你学习他们、崇拜他们、羡慕他们，但真的说起来，他们跟你的生命没有一点关系。”
最早季一楠问我在没在成都，说海朋森要做个录音棚的现场活动，好久都没看到我了，想请我去玩。那是八月九号傍晚，我刚好在离沪返京的高铁上，天空里布满了被台风撕碎的大块灰白云朵。江浙游玩十来天，身心都略乏力，外加考虑到上班来回成都时间太紧，虽然很想很想参加，但我还是发消息说：下次有机会吧？
八月十二号下午，我陪同导师开会，除我外，与会的都是研究员或者工程师。会议讨论一个重大项目的工作分配，俗称“分蛋糕”，大佬们正笑里藏刀地争夺各自的研究经费。突然曹若嘉给我发消息说：“海朋森让你回来！”我还没看明白她在说什么，语音电话就打过来了。我拿稳手机，弯腰踮脚走出会议室，确认接通，我轻声说：“我在开会呢。”
“陈思江来跟你说。”曹若嘉打断我。
“喂？艾舒？”陈思江接过电话。
“诶，思江。”我说。
“你回来嘛，我们给你买高铁票。”
“好。”
——— 2019 年于北京北土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