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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秋冬

——献给海朋森

“老板,记到起,冰块六点钟送过来,不要搞忘了!”明明一边从纸箱往外拿酒,一边对电话那头的人叮嘱。王博强在从休息室往外来回地搬运前台布置用品,而老陈和赤膊的季一楠在二楼贴挂彩色宣纸条幅,每列条幅上的“海朋森晚会”五个大字都由陈思江用毛笔写就,刘泽同则在门口仔细张贴晚会海报。此时距离晚会开始还剩三个小时,多数准备工作已就绪。

晚会地点在光合音乐,位于高攀路上的 7322 工厂创意园区内。7322 厂据说曾是清末洋务运动期间生产弹药的地方,厂房和建筑都保留着原本的样貌,是成都仅存的清末工业建筑群,如今被武侯区改造为文创产业基地。光合音乐工作室在园区南边的角落里,不太好找,送外卖的骑手进来后总是打电话问方向,一通说不清,多数时候都是客人自己去拿。

工作室进门的右边是一架棕色木质钢琴,顶部摆放着若干装有请柬画的相框,大厅往里还有两个用于展示的黑色铁架。上面的每一幅画都由陈思江根据被邀请者的身份特点手绘而成,例如盯盯猫唱片机收到的请柬上画有若干只飞舞的蜻蜓(蜻蜓的成都话即为盯盯猫)。下午我到时,正好看见乐队几人比对着尺寸修剪纸张,并挨个裱进相框。在晚会结束后,这些画将作为纪念品送给到场朋友。

往左走几步,穿过厚重的隔音门便进入录音室——晚会演出的地方,除摆放架子鼓角落,其他处都伫着大小摄像器材。房间顶上悬浮有二十余只红色大气球,末端各自垂下一条红绳,卡片系在中间,正反面各印有从歌词里节选的二字词语:天真/成见,游戏/宁静,鸽子/乌鸦,等等。若干圆垫安放在地上,两列折叠椅放置在后排,井然而肃穆。

晚会的布置让乐队和朋友几人在前一晚忙碌至凌晨三点,这天下午两点又继续。前期策划和演出排练更不知花了多少时间与精力,才有眼下各种细致入微的体贴设计。被问及为什么想办这样一场演出的时候,陈思江说最简单的原因是:“好久没有在成都演出了,我们乐队之间也分别了有很久,就想演一次。”

至于稍微更深一层原因,季一楠说:“我们之前的演出都比较标准,有主办方,有场地,有这样那样的合作关系,而这次就想自己主导一次,也想通过演出给我们自己增加一点经历。可能这次不单单只是演出,有可能方方面面,包括视觉上,都是海朋森的东西,不只是唱出来、弹出来的声音。”

“我们自己对海朋森的概念也有一点打开了。”陈思江补充到,“以前觉得写歌、发专辑就是海朋森,现在觉得为什么非得只能是这样,为什么海朋森不可以是一个组织活动的人?”

“虽然现在还有点混乱,但这种经历可以获得更多的可能性,”季一楠笑着说,“比如昨天刘泽同想到了一个:以后可以做婚庆!”

“我们都已经有成熟的流水线了!”明明接过话,众人大笑。

去年五月三日,海朋森发行了由他们自己录制的第二张专辑《她从广场回来》,并利用几个周末的时间完成了一次小规模巡演,之后整整一年杳无音讯。

季一楠和陈思江飞赴伦敦留学,路途遥远,期间也不便回国;刘泽同来北京体验了一把北漂生活,然而干燥的天气,偶发的雾霾,以及初春漫天的柳絮让鼻炎过敏的他没待多久,便决定逃离;王博强则继续打理他的音乐教室,并和明明做了一个双人计划 Sober Stone;明明则更忙,她同时还担任荷尔蒙小姐的贝斯手,又跟朋友在做一个音乐影像计划 Overlook Live,记录乐队现场。

今年初,乐队五人在柏林相聚,录制他们还未发行的第三张专辑。跟 Lo-Fi 的《广场》比起来,这回的录音条件有点“奢侈”——汉莎音乐工作室(Hansa Studio),倘若说得虚荣一些,大卫·鲍伊的柏林三部曲便录制与此。乐队对录音很满意,为了延续这种状态,他们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去寻找合适的混音师和制作人。至于具体的情况,他们欲言又止,比较谨慎,希望自己和乐迷都能保持期待。

或许正因为这张全长专辑的录制发行周期拖得较久,海朋森选择了《春夏秋冬》,一个送给所有人的惊喜礼物。这张 EP 的创作状态跳出他们以往“排练、写歌、再排练”的模式,既是由于距离不允许,也可能如前所述,是海朋森更多可能性的一种。

“我觉得做专辑不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事情,有东西出来了,录了、做了,就发,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季一楠解释说,“我自己不太想把我们的这些东西固定死,把它给限制在一个场景里面,或者一张专辑里面。比如就像《春夏秋冬》里面四首歌,它可能现在发出来是那个样子,很可能在演的时候又是另一个样子,或者甚至以后可能会再重新做。我觉得重要的是有所尝试,有所输出,让大家听见。”

《春夏秋冬》的创作时间跨度很长。歌词最早一首写于八年前,而音乐也要追溯到一六年,最初的部分由陈思江和刘泽同即兴而来。“时间是太长了,你的心境已经都转几回了。”陈思江说。

《春夏秋冬》的创作距离跨度也不同以往。季一楠在电脑上做这张专辑时,海朋森分隔地球两端,时区从东八到格林威治,横跨欧亚,讨论思路都只能通过网络。“有很多东西我录进去的时候我也不确定。”季一楠描述到,“比如说鼓,我不确定是否要用这个,博强他在成都,就很简单地用手机录音笔,录了发给我,明明的贝斯也是,我得听一下他打出来是什么样子,她弹出来又是什么样子,才最终有了这个东西。”

时间和距离可以把人从物理世界中分开,但精神的作用方式却往往是超距的。例如「草莓」的前奏吉他,虽然季一楠在弹,但它的音色和结构都非常的“刘泽同”。季一楠说很难描述那种感觉:“很神奇,你知道吗?我弹的又是他的琴。他之前来过一次伦敦,他把琴放在我家里了。弹着他的琴我感觉自己就是刘泽同。弹了很多东西,后来我们听,我感觉不像是我自己编的,就像是刘泽同编的。”

“我自己听的时候,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刘泽同说。

“就是之前大家一直在一起做音乐积累下来的很多默契。”陈思江说,“虽然就有距离,但是你仿佛你知道他会怎么做。”

季一楠觉得还有点惊悚:“我当时觉得很可怕,这种五个人的这种相互的影响。按理说隔得那么远,又看不到人,就是很有点科幻,真的是有那种神移的感觉。”

“你是不是黑了我们的大脑?”陈思江跟刘泽同说笑,“像神经漫游者。”

“来自东八区的电波。”刘泽同笑答。

“有些贝斯、有些鼓其实都是这种,我在往电脑里面输的时候,就真的感觉这东西不是我在做,我只是简简单单地完成一个动作而已。根本不算是创作行为,就是简单地输进电脑。创作形式发生在这种相互的影响当中。”季一楠说。

海朋森晚会第一首歌是「凉山」,季一楠弹,陈思江唱,沉谧而悠远。我盘腿坐在第一排,陈思江的话筒架就立在眼前,如果我够勇敢,站起身就能跟她一起唱。录音室不大,到场朋友比预计的要多,站后面的人可以跳舞,坐着的像我只能摇头晃脑了。这种被友爱和音乐团团围绕的氛围,像小学参加六一晚会般幸福。

不过第一次自己办活动,陈思江稍微有些紧张,唱完「凉山」脱口而出的第一句是四川话:“欢迎大家。”她笑着顿了下,改普通话说:“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海朋森晚会,海朋森很久没演出了,很想念大家。”

季一楠也有些紧张,但他为的不是演出,而是头上悬的气球,在演完新歌「我们的歌谣」做感谢的时候,他觉着好笑说:“其实还要感谢这个气球,昨天在钉的时候很害怕它今天会掉,就使劲钉了很多,把光合的图钉都用完了。”

除去这首「歌谣」,开场「凉山」,结尾「从出生到现在」以及临时返场的「草莓」,晚会其他曲目都出自很久没有演过的第一张专辑。陈思江在演完「播种」之后,解释说:“其实乐队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总想要演最新的东西,可能其他的事情也一样,一直有种抵触旧作品的心理。因为我们乐队分开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回来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其实那些旧的东西有它自己的感觉在里面,当我们重新再在一起把它们做出来,它又有了新东西。尤其是我们这次加上了和声。”

给海朋森唱和声的有三位。一位是中央车站的主唱邓世勋,一位是荷尔蒙小姐的主唱朱梦蝶,还有一位是刚高考完的学艺术的女孩赵婧雯,他们接到海朋森邀请后,连续排练了十多天。我想,对于之前没有过现场演出经验的赵婧雯而言,这或许更会成为一段格外独特的记忆。在演出结束后的采访里,被 Overlook 问到此时此刻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她挺认真地答说:“想让时光永驻。”

谁又不想呢?有如甜美梦,又如每个有灯光的难忘的夜晚,时光总飞逝。往往最后一首歌的前奏刚起,或许第一句歌词还没唱完,你便开始在快乐里惆怅,在心中念念下次再见该是何时?

“真的很奇怪,”掌声安静下来,陈思江激动而又有些许疑惑地对「红色街区」说,“以前写的东西,你现在觉得不认同了,但音乐起来的时候,你好像又还是认同的。”

“有点像做梦。”明明给思江说。

在晚些时候的采访里,明明详细叙述说:“我演出的时候有一瞬间就觉得,好像在做梦啊,就有点恍惚。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在装这个气球的时候,这里还是个空场,也在这儿排练,(演出中间)突然一抬头,发现全是朋友,就很恍惚,跟做梦一样。”

醒来时,G90 正驶出东站,头也不回地把成都抛在身后。我旁边是一位跟我说着纯正京片儿的阿姨,她跟母亲打电话时却蹦出流利的四川话,一路上频繁掏出手机,通过家中视频监控看孩子;我前排是祖孙三代人,咿咿呀呀只会哭闹的小孩,手忙脚乱、一味迁就孩子的年轻妈妈,以及每次与你对视都不好意思腆笑的奶奶;隔着过道的右边是知识分子一家三口,父亲在读古代科学史,母亲在看外国小说,念高中的女儿在埋头啃一本厚厚的单词书。

耳机里传来「草莓」前奏时,高铁正沿着山麓飞驰,窗外绿影时明时暗,不太真实,就像做梦。无法描述专辑上线的那晚第一耳朵听见《春夏秋冬》的激动情绪,我根本坐不住,只得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四处走动,现在回想时,打字的手都还有些颤抖。我给海朋森描述这感受时,他们五个都笑了,季一楠开玩笑地谦让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陈思江则笑着说:“好想和你一起站起来,到处走。”

我突然想起来这次抵达和离开有两个相关联的巧合。抵达那天夜里一点多,我跟还在忙碌的海朋森告别后,才去酒店办入住。酒店在磨子桥,下车等红绿灯过斑马线时,发现眼前是林荫街,斜对面就是成都七中。或许是因为即将开学的检修,教学楼灯都亮着,但楼道和外边的街道一样,空荡荡。我们家搬来成都前,父母筹划我应该考哪所中学,便趁放假带我上成都看学校,第一站就是这里。我们被保安挡在门外,我扒着栏杆向里打探了几眼,便前往下一站,而那是我中学的开始。

离开那天,季一楠说中午一起吃顿饭,并把他们临时住处附近定位发给我——田家炳中学初中部。我很眼熟,但以前在成都时,很少仔细看地图,一时没想起这是哪儿,倒也没多想。我骑车从磨子桥经过川大、川音、九眼桥和空军医院,一路都很熟悉而新鲜,街道和建筑都被翻新得干净整洁。快骑到田家炳中学门口时,才骤然记起,我上一次离开这里,接孩子的家长把这道门围得满满当当,他们眼里的殷切让人害怕。这是我的高考考场,我中学结束的地方。

人生的巧合与偶然,你拿它没有办法。一六年我在三圣乡的早上好看春游音乐节,成为海朋森的粉丝,那时我还没有想过要写这些摸不着边际的东西。一七年我在北京愚公移山门口硬着头皮第一次给季一楠打招呼,并跟他约定我寒假回去采访海朋森。一八年我给他们写出了我的第一篇独立音乐专访,又通过这篇文章认识了许多朋友。而后的一年多来,是这些朋友们给予我继续做其他采访的机会。这才有了如今的《普通乐迷》。

我时不时会思考,该怎么形容我对海朋森的情感,直到那次去中关村言几又书店听美丽唱片主办的“杨海崧 × 方舟”的座谈,杨海崧提到吴宇清(南京诗人外外)的一段话,我觉得特别合适:

“吴宇清生前跟我说过一句话,几年前。他这个人不是那么动感情的人,但那天晚了跟我聊完天回家,在路上推着自行车,突然跟我说:我听了这么多年摇滚乐,我喜欢好多乐队,受过好多乐队影响,但我发现在我一生中可能只有两支乐队与我生命有着直接关系的,一个是 P.K.14,一个是七八点,其他的乐队听得再多,跟我没关系。”

杨海崧说自己第一反应是:“哟,真是年纪大了?说这么动感情的话。”台下的观众笑起来,但他接着说:“我后来发现确实是这样的,你身边朋友做的乐队,是跟你生命有直接关系的。其他什么乐队,他们再好,可能你学习他们、崇拜他们、羡慕他们,但真的说起来,他们跟你的生命没有一点关系。”

最早季一楠问我在没在成都,说海朋森要做个录音棚的现场活动,好久都没看到我了,想请我去玩。那是八月九号傍晚,我刚好在离沪返京的高铁上,天空里布满了被台风撕碎的大块灰白云朵。江浙游玩十来天,身心都略乏力,外加考虑到上班来回成都时间太紧,虽然很想很想参加,但我还是发消息说:下次有机会吧?

八月十二号下午,我陪同导师开会,除我外,与会的都是研究员或者工程师。会议讨论一个重大项目的工作分配,俗称“分蛋糕”,大佬们正笑里藏刀地争夺各自的研究经费。突然曹若嘉给我发消息说:“海朋森让你回来!”我还没看明白她在说什么,语音电话就打过来了。我拿稳手机,弯腰踮脚走出会议室,确认接通,我轻声说:“我在开会呢。”

“陈思江来跟你说。”曹若嘉打断我。

“喂?艾舒?”陈思江接过电话。

“诶,思江。”我说。

“你回来嘛,我们给你买高铁票。”

“好。”

——— 2019 年于北京北土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