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利里与被诅咒的四个四重奏

弹窗和明天，谁先来临？

疫情期间的巡演就像是盲盒抽奖游戏，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不知道弹窗和明天谁先来临。我们见过演出各式各样的取消和延期，但孤独的利里「四个四重奏」或许是其中命运最为多舛的系列巡演之一。

2 月官宣，原定 4 月初完成上海、广州、深圳与厦门的四站专场。后因为北京疫情，乐队因健康宝弹窗无法出京，被推迟至 5 月。上海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延期，5 月重启的巡演按计划将从 5 月 2 日至 5 日，在厦门、深圳、广州、珠海连演四场。

然而 5 月 3 日晚，离「四个四重奏」专场深圳站开场只有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孤独的利里原声乐队的五位乐手已经在舞台上完成通道测试。暖场音乐即将播完，幕布可以随时拉开，箭在弦上，现场的氛围已烘托至最高点——也就在这时，演出被强制叫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现场乐迷情绪激动，有高声责骂的，有不愿退场的，甚至还有部分乐迷堵在门口高唱《国际歌》，但这并不能挽回已经被取消的演出。

乐队为这场演出提前做的许多准备也因此付诸流水。由于乐器较多，光是调音就花了四个小时。而前一天，为托运贝斯手大文的低音提琴（double bass），他们费心费力地专程安排一辆车将乐器从厦门连夜运至深圳。

雪上加霜的是，北京 5 月 2 日公布了新的核酸检测政策，如果广州的演出照常进行，乐队一行人将因弹窗无法回京。短暂考虑之后，他们决定将剩下的演出再次延期，立即收拾行李返回北京。

等到「四个四重奏」第三次重启已经是 8 月份，也就是这次约定采访的日期。

本次重启同样如履薄冰。幸运的是，深圳与广州两站如期完成；不幸运的是深圳连续几天病例零新增之后，又在演出前后出现反复。乐队 14 日结束广州站演出之后，发现健康宝出现弹窗，由于北京的严格政策，被拦在回京许可之外。

乐队索性顺势再在广州临时安排了加场，一场名为「社会不归」的插电演出。最终直至 19 日，乐队一行人才得以返回北京。

乐队巡演助理郑沧在朋友圈的评论精准地概括了「四个四重奏」系列广深两站所经历的波折：“来不了，来了演不了，演了走不了。”这还没完，乐队仍等待着第四次重启，以完成最后的上海站演出。

或许倒霉的原因出在主题名字上——「四个四重奏」，得要经历四次重启。更巧的是，这个名字的诞生是因为概念上的误解。邱驰借用了诗人艾略特的诗歌《四个四重奏》，它被认为是艾略特晚期诗歌中的代表作。这首诗选择了四个地点作为诗题展开，乐队选取它作为专场主题，也是对应的最早设定的四个城市：北上广深。

差错出在“四重奏”上，邱驰原本以为是按乐器的品类分几重奏，没料到却是以乐手的数量。他想过要不要改为“五个五重奏”，又觉得稍显愚蠢：“所以只把它当作一个代号，在台上我们也不会说自己是孤独的利里四重奏乐队，就说原声乐队。”

「四个四重奏」的演出内容设计简洁而独特，以原声与电声划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是加入特邀客座乐手——负责低音提琴的大文和负责小打部分的李子超——的孤独的利里原声乐队呈现的不插电演出，下半场则是原始三人组——贝斯手兼主唱邱驰、吉他手宋昂以及鼓手李保宁——呈现的电声演出，各演 12 首作品，内容丰富，总时长超过两小时。

“不插电像是没穿衣服”

谈及不插电，大多数乐迷首先会想到的应该是美国 MTV 电视台推出的 Unplugged 系列，包括 Eric Clapton、Nirvana 以及 Alice in Chains 在内的诸多摇滚音乐人均曾登上 MTV 的舞台为乐迷表演自身作品的不插电版本，留下不少经典专辑。这种返璞归真的现场音乐形式也在那之后成为许多音乐人的保留节目。

以 Nirvana 获得格莱美奖的那张现场专辑为例，所谓的“不插电”经常是关掉吉他效果器或者电声更换为原声乐器进行演奏，作品的编曲结构没有大的变化。但对于孤独的利里来说，“不插电”并非如此简单。

“关于不插电的想法，其实一直都有。”邱驰谈到这次演出的起因时说到，“之前也试过两次，但没有什么编排，觉得那种尝试聊胜于无。”

孤独的利里对不插电现场的第一次尝试是 2019 年，在一家名为“福声唱片”的独立唱片店里，当时他们找来的客座乐手是此前 BowAsWell 的贝斯手刘梓峰。那次的改编大多基于第一张专辑的作品，即 2018 年发行的《穿过公园就到了》。这是一张满是横冲直撞的失真噪音的专辑，倘若只拿掉效果器而不做其它编排，获得的效果将不尽人意。

“很多歌是一个和弦，节奏也不怎么变，去掉失真之后吉他瞬间就不见了，就感觉像是在敲锣打鼓。”邱驰说到。

宋昂作为吉他手，补充描述自己感受说：“那感觉极其尴尬，全程在那儿疯狂扫弦，好像自己没穿衣服。”

第二次尝试则是在去年，发行完乐队第二张专辑《前夜的乘客》之后，受邀为脏手指“不插电”北京专场担任暖场嘉宾。乐队新专辑的配器里本身便有着更多的原声乐器，还曾发布过其中一首歌《七个冬天》的不插电版本的 MV。因此这次尝试更加得心应手。

“因为是当嘉宾，我们不用排那么多歌，尽量找合适的歌改编，”邱驰回忆说，“那次我们发现有些新歌的改编空间和可能性更大，但我觉得歌太好改反而没太有意思。于是我们后来又尝试改编了《四点半出走》。”

带有工业噪音的不和谐感的《四点半出走》是一首改编起来颇具挑战性的作品，乐队对其初步的尝试被记录下来，化作去年的一支拍摄于重庆江边的高架桥下的不插电 MV。

“那之后，我们觉得很多歌其实都可以按这样的方式改编，”邱驰说，“调整大块的结构与编排，把该拿掉的拿掉，只保留歌的感觉和唱。”

于是今年初，乐队正式把不插电演出提上工作日程。首先要确定客座乐手。和乐队认识已久的李子超，作为脏手指的鼓手全程参与了后者的不插电计划，顺理成章地受邀加入，也带来他的经验。

“我们做不插电排练的时候是通过即兴来编曲，”邱驰说，“李子超比我们更熟悉不插电的编排，他加入的许多东西，基本上我们一听都觉得很合适，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律动。”

至于另外一位客座乐手，邱驰从一开始便打定主意要找一把低音提琴。他们先是问了一些从事爵士演奏的乐手，但均回复说没有太多时间参与排练。“科班出身的乐手更希望你能把谱子发过去，而不是来这里跟你磨，”如果客座乐手仅仅是参与最终的演奏，邱驰觉得这并非做这次不插电的初衷，也不够有趣，“然后就找到了大文。”

低音提琴手大文在 The Diders 乐队吹口琴，平时是一位纹身师，日常时间宽松，能够经常参与排练。他的风格偏向根源摇滚（Rockbilly），也喜欢即兴，各种乐器都能上手。

“他小时候学二人转，曲艺这块很多的吹奏乐器他都特别擅长。”邱驰介绍，“包括我们当时改编《去青年宫路》，大文会吹尺八，这首歌他就试了一下，全程都用尺八。我们排练就是因地制宜，正是找到了这样一个人，我们才会去这么改。不见得一定要把它改成什么样，如果找到别人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呈现。这样的即兴碰撞，其实才是排练的意义所在。”

现场看过「四个四重奏」的乐迷应该会有所感受，原声乐队的作品自带一种美国西部音乐的氛围，行进感强烈的节奏让人想起牛仔骑马的画面，大文的布鲁斯口琴更是令人眼前浮现出西部的荒漠。这种西部味道从演出的开篇便定下基调，第一首歌是一曲翻弹作品，即 Ennio Morricone 为电影《黄昏双镖客》制作的配乐 “For A Few Dollars More”。

“昨天演的第一首歌其实是我们最早的一首开场音乐，”邱驰说，“一般放完这首歌，我们就开始演出。排练的时候李子超提出把这首歌在演出的时候翻一下演，我们扒了试试。哎，效果很好，这种西部的老东西大家都特别喜欢。”

将以前的开场曲翻弹收录进现场曲目之后，乐队花了心思又为这次演出重新选曲并制作了一部开场短片：音乐来自《银河映像 1996-2005》选辑，似乎是杜琪峰为电影《枪火》所选主题曲的小样；闪烁的老旧电影片头画面配以演出的演职员诨名名单，具有十足的黑色幽默、硬汉动作片风格，与不插电作品的西部色彩极为搭调。

成型后的五人配置能够将大块的段落打散，编排起来更加灵活。由于没有了效果器音色的修饰，乐队将旋律部分提前，补充进去新乐器，尽力把这些歌发挥到最好的状态。

“我们希望不插电环节观众可以静静的听，关注旋律走向，感受原声乐器的颗粒感，这是一种更灵巧的音乐刺激，”邱驰说，“等到下半场再将情绪宣泄出来。”

两点一线里生长的新歌

或许正是因为上半场情绪的积蓄，待到下半场噪音响起，场下的乐迷如沸腾的水一般躁动起来。穿插乐迷期待的老歌与未发布新歌的节奏编排，动静之中，将现场氛围屡次推向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上半场只有一位乐迷跳水，而下半场则有超过二十人次，疯狂的乐迷简直是把现场当作了跳水游乐场。

「四个四重奏」演出歌单里有四首新歌。从现场的观感来看，孤独的利里的新作品再一次转变了音乐风格，节奏更多变，律动更灵巧，更接近传统认知里的摇滚乐的形态，而非过往的更加细分的后朋克或者后硬核朋克的机械质感。

这种变化来自于乐队创作理念的新思路。乐队以往创作的时候经常是一首歌一个和弦，更多地去考虑结构之间的轻重缓急，而很少考虑弦走向上的调整。

“以前觉得一首歌不需要太多和弦，没想到会去钻研这个东西，现在觉得可以多试试，”邱驰描述新专辑创作方式上最大的不同时，这样说到，“有些新歌是我先拿木吉他随便扫一个和弦走向，然后我们从它出发去排，结果发现其实还挺好玩的。”

新专辑的创作始于去年《前夜的乘客》巡演结束之后。北京过去一年来的文化场景相当的沉闷，既没有什么音乐演出和院线电影可看，也不太容易获得出京机会。乐队从去年开始进入全职做音乐的状态，所以三人每天几乎像上班一样两点一线、朝九晚五地泡在地下室里磨歌。

“每天上午起来，收拾收拾就去排练室，排练完回到家七八点，基本上收拾收拾又该睡觉了。”当被问到过去一年的生活状态时，邱驰这样描述，“说是闲吧，也不闲。反正你说忙吧，感觉排练也不是那种让人讨厌的事。也不知道这一年怎么过的，浑浑噩噩，两点一线，一切都跟上班差不多。”

在更换了新的排练室后，也让乐队创作的习惯发生变化。以前因为扰民问题，排练时间受限，乐队写歌通常会先在家里排个大概的框架之后，再拿到排练室编排。但新的排练室可以放心鼓捣，所以新歌几乎全是从一个小动机出发，花大量的时间，从无到有地即兴出来。

这样的排练节奏有时候会形成一些听觉上的疲顿，乐队尝试过一些调节的办法，比如带投影仪去排练室放影片。

“有时候放一段老电影，有时候放一段什么都不是的东西，”邱驰说，“留一个很暗的灯，把其它都关掉，然后我们就相当于现场配乐似的，随便弹弹找找感觉。”

“这样能转移一下注意力，”宋昂认为这个方法很实用，“如果你所有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手上或者音乐上，时间久了脑子就会累，这时候有个别的东西刺激，就能稍微得到休息。”

灵感经常也会从空暇里生长出来。乐队已经创作的新歌当中，便有一首曲子诞生于某个观影时刻。

“当时我们随便找了塔可夫斯基《飞向太空》的一段来放。”邱驰举例说，“七十年代的东京为了迎接奥运会盖了好多高架公路，塔可夫斯基去看了之后觉得这高架公路跟未来似的，所以就在东京拍了一段。我们一直循环那段片子，然后写出了那首歌，所以它的代号是‘东京高架’。”

然而截至目前，所有的新歌仅完成了曲子，歌词部分尚未有进展。按邱驰之前的习惯，也是在完成音乐部分之后，再集中突击一轮歌词的创作。有趣的是，在「四个四重奏」现场，你能听到作为主唱的邱驰唱着一些词句，却听不太清具体的意义，邱驰说那其实只是凭感觉瞎唱的音节。但有一些情绪表达已经浮现。

“有特别幽默的，有特别欢快的，也有极其压抑的，情绪比之前的东西更丰富。”宋昂描述自己对曲子情绪的感受，“旋律和编曲也更丰富，我觉得听起来更轻松一些。”

“轻松诙谐。”李保宁补充到。

“有讽刺幽默，也有特别沉的，有的歌听起来就跟鸭子叫似的，”邱驰笑了笑说，“但现在只局限于曲，歌词出来可能也会有变化，有可能歌听起来欢快，歌词可能没那么轻松。”

除去北京和上海，「四个四重奏」如今已完成厦门、广州与深圳“三个”。

按乐队原定的计划是巡演至上海时，同样安排两场演出，邀请李平作为录音师和制作人完成一张不插电现场专辑的录制。然而截止目前，上海专场的排期仍悬于未知。当被问及是否还有别的城市的不插电专场安排时，乐队表示暂不考虑。

当下的不确定性太大，难免会因为防控而再次调整计划。倘若演出日程不连续，五人还得协调排练时间，操作起来比较有难度。

“按我们的初衷，演完四场就结束。” 邱驰稍作停顿，考虑之后说，“每次延期之后，我们都需要重新排练。要演好的话，还得多排多练，比如这次重新拾起来都花了十天，有些劳民伤财。所以我们最终目的是给它留下来一份录音。我觉得也够了，不见得非得要演多少。如果顺利的话，可能会在九月初去上海。”

就在采访结束后的第二周（8 月 28 日），当我再次询问乐队上海站的进展时，邱驰发消息回复我说：“大文从广州返回沈阳老家以后，被封控在家中，解封时间待定，前途未卜。”

最后他又补了一句：“被诅咒的四重奏。”

—— 2022 年于深圳车公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