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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演 19 天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返校日巡演记录

过去几年,大致有两种稍显“成人感”的摇滚乐风格占据场景的聚光灯。其一是以都市流行(city pop)和软摇滚(soft rock)元素融合的流行摇滚乐,它们像是曾经的宜家展示厅里呈列的幻想中的浪漫中产生活,唱出繁华社会生活的甜蜜与忧愁。其二是万能青年旅店通过草东没有派对折射回大陆的变异的新版本,它们继承国摇叙事传统并寻求更底层的视角,以期揭示或记录光鲜的现代生活之下的不堪。

在我的(刻板)印象里,摇滚乐理应代表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的前进方向。如果说“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故作深沉是可以理解的,那如今的诸多年轻音乐人从生涯开端便拥抱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则让人不禁会想是不是这个社会出现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少年心气”消逝的社会环境的必然产物,是消费主义的麻醉剂。

所以,当我去年听到返校日的新专辑《庆祝一场溃烂》时,涌现起一种久违的清爽感受。正因如此,我在为他们撰写的专辑评论里这样写到:“如果不是四川人可能很难想象在吃完一碗爆辣的担担面或者酸辣的老麻抄手之后,再来上一碗清甜的凉虾或者冰粉的爽快。……密集通透的吉他噪音配上青涩鲁莽的词作和敏感细腻的人声,让人听见国内音乐场景里久违的青春噪音。”

来自成都的返校日乐队,是我心目中去年的最佳新人之一,我在深圳红糖罐看过的巡演现场也是今年截至目前的我认为的最佳现场之一。你能从他们身上看见许多前辈乐队的影子,或许也能看见一位未来的“摇滚明星”的雏形。

去年新专辑发行之后,返校日有过一轮由兵马司策划的巡演,共 12 站,其中成都站一直延期至今年四月才完成。去年巡演刚结束,他们立马又开始自行策划新一轮的巡演,即这篇文章所记录的今年初的「溃烂和溃烂之后」。

或是没经验,或是有意为之,除前四站的云贵行之外,其余 19 站被乐队安排在 19 天内完成。若有以连续天数为标准的巡演记录,返校日的密集行程说不定可以排进国内前十。这般巡演设计和他们的音乐有种相通之处,均会让人想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地下摇滚乐。

倘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把去年的巡演交由乐队自己设计,他们极有可能会复刻《我们的乐队也可以成为你的生活》里记录过的拉练式的苦行(或可参考今年 Shanghai Qiutian 的「黑旗」巡演,我想知道此“黑旗”与 Black Flag 乐队的关系)。他们这轮巡演的行李箱里正装着这本书。

我十分好奇这样的一场激烈的 DIY 巡演会对乐手的身心有何影响,在深圳演出当天与乐队四人吃着双皮奶聊过些许,但此时只是十九天背靠背的第四日。他们看起来状态不错,走在去场地的路上步伐轻快也不显疲惫。巡演期间,他们会每日发布四人的巡演日记,我原本的计划是邀请小西(黄品熹)整理一些他记录下的碎片用作一篇文章,没想到他竟然洋洋洒洒地又重新写下七千字。

于是,我们获得一段“上车走人”的巡演记录,没有什么能比乐队成员视角更接近巡演的真实感受了。以下文字来自于返校日吉他手黄品熹。

「摇滚是孤独的航行」

—— 黄品熹

我不是那种有巡演结束综合征的人,从周一开始就立马恢复了普通的生活状态。现在刚从最后一站重庆回到成都,趁着记忆还没有被日常生活的秩序所消磨,打开电脑开始为这场巡演码字。

在第二站,曲靖的旅店里,我们商量出了关于这场巡演的几项规章和方法,关于禁酒、禁烟、行李搬运方法、住宿轮换规则等等。它奠定了这场巡演的基调:苦行。我们其实有一些对所谓“直刃族”1的追求,几年的乐队经历已经证明了我们不适合并且厌恶那些“摇滚的生活方式”。既然我们决定要创造新的音乐,创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同样也应该践行不一样的巡演生活方式。而不是在惯性中栽进一片突然获得的特权里面,那一片永远都摊在那里的泥沼。

最开始制定这个连着演“4 加 19 天”的行程是在去年的八月到十一月。除了磨练我们体力、技艺和心智的目的,在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这 23 站都能够出演而不会取消。那个足不出户的时期,搜索每个城市的场地、交通、演出场景的过程就是一个幻想的旅行——横贯中国南北,横贯大部分汉地,四个一线城市,八个省会城市,一个直辖市和十个中小城市的旅行。之后,秋去冬来,这个幻想中的旅行获得了许可证,「溃烂和溃烂之后」的航行启程。

除了准备阶段的行程安排,巡演过程也是一狠到底。首先我们出发时几乎没有巡演的启动资金,乐手四人也无力自费,我们几乎是以流浪的方式——拿到周边收入或票房收入就立马定酒店、定车票,每人每天分 50 块零花钱吃饭。整场巡演的市区交通除了坐地铁,打车基本上只打一辆小车。这辆车除了要塞四个人以及司机,还要放三把琴,一个镲片包,一个军鼓包,一个放周边的大行李箱,成员各自的衣物包等等。我们和这堆东西挤在后座感觉像几名偷渡客。

车旅部分我们也是能省尽省——连接 23 个城市的交通,只在没有普快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坐了 4 次高铁,其余全是普快、过夜硬卧、大巴车。而住宿也是尽量压到人均 50 块钱以下,各种奇葩旅馆都体验了一轮——汗臭青旅、四平米双人间、地下室、带血的被套、油烟味的卧室、满地头发的卫生间。只有在票房比较好的站次我们会选择住连锁酒店改善一下生活。

而场地选择方面,中大型的 Livehouse 是肯定负担不起的,因此这场巡演绝大部分都是小场地,这不免会出现了许多设备问题:有的的场地少了一个吉他音箱,有的场地少了一个调音师,有的场地摸到麦克风就触电,有的场地甚至没有外扩音箱。而我们激烈的演出风格也把三把琴磨损出各式各样的毛病,到最后几站时柯哥的贝斯基本上已经是一具尸体。但这些不会影响到现场的发挥,经过了这次巡演,只使用三个手箱(甚至两个)和一个未拾音的鼓组我们就可以发出排山倒海的音浪,我可以这样自信地说。

从第一站开始,乐队成员每人每天都会写一篇巡演日记并发到微博上,因此我不想再去赘述流水账般的巡演细节,而接下的正文我想围绕着巡演中遇到的各种人来叙述我们共同的故事,看看能不能挖掘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 六盘水的阿瑞

阿瑞是一位语文老师,同时也是小树酒馆的主理人和另一家精酿酒吧的老板。原本在去年十一就联系了他,想做个西南小巡演去六盘水,但因为那个时期众所周知的原因取消了。告知我们在六盘水的演出不得不改期时,他回复了一大段文字,非常实诚地告诉我关于他对另类音乐无比的热情和对本地音乐场景的惋惜,同时表达他永远欢迎我们去这座山里的城市演出:这里听摇滚乐的年轻人虽然不多,但只要我们愿意前往,他们都会报以热情。这些让我想到了曾经那些被涅槃、音速青年一卦乐队感召的数个时刻和自己家乡同样贫瘠的文化氛围。

当看到阿瑞发的长文字时,我正在“外出一小时”限额中遛狗。街上没人,居民楼灯火通明,路灯透过树叶有一些丁达尔效应,而我对六盘水和小树酒馆的想象也奇妙地定格在了这个场景。但实际上六盘水是一个因为三线建设而发展起来的城市,花岗岩孤峰遍布整个城区,街道起伏非常大。我们一行四人走出火车站时,天正在下雨夹雪,站前广场铺满磨光的大理石砖,被雨水洗刷后变得锃亮。

我们招了辆本地出租车前往酒店。酒店在一个至少 25 度倾斜的街道旁边,这个城市到处都是这样陡峭的马路。安放好行李后,我们背着设备,推着塞满周边的拉杆箱往坡顶爬行,在连续爬行了两个坡道后到达了演出的场地小树酒馆。阿瑞一直在里面在等着我们,他戴着一个棒球帽和一个厚镜片眼镜,卷曲的长发披在脑后,

在前一晚,阿瑞为了这场演出忙到早晨六点——搬音箱、接线、测试调音台。但还是出一个大问题:原本的调音师有急事需要回家。我们不得不自己上阵调音,因而这场演出是雷梦岚操作调音台完成的试音。当观众已经陆陆续续进场,我们还在舞台忙上忙下,用尽一切努力把声音调试到了一个不错的呈现。

返校日的演出有一些自赏的氛围,当我们完全进入在音乐带来的肢体反馈中时,许多会观众木在原地:“这帮人在嗨什么?”我们也适应了台下冷静的目光,因为这与我们的表演无关。只不过偶尔还是会有些伤心,仿佛激烈的演奏注定得头破血流。但这天六盘水的观众却出奇地热情,pogo 和 mosh,让人怀疑小城市是不是由于演出太少,任何摇滚乐现场都能躁动起来。

演出结束后,我们和场地的朋友一起去了一家烙锅店。在铜锅四周摆好菜肴,煮好啤酒,点几碗脆哨酸汤饭和玫瑰冰粉,阿瑞和我们聊了很久很久。做乐队这件事对于还没有成为全职音乐人的我们来说,无疑是在乏味的生活中的最大支柱,而做小树酒馆对于阿瑞来说也是同理。在文化氛围与这片石漠化土地一样贫瘠的城市里维持一个小小的独立音乐自留地,筹办演出和音乐人交流,这些带来的能量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和做乐队一样,是个反复找寻自我价值的航行。

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是,你从几岁开始听摇滚乐?你从哪支乐队开始启蒙?问题的答案意义不大,意义更大的是当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后会很自然地谈起这类音乐在多少程度上改变了人生轨迹。在回到家乡当一名语文老师之前,阿瑞也去迷笛学过一段时间吉他,也坐过几十个小时硬座到北京看音乐节。

聊到这个时,他问起我们这场巡演有没有郑州站。“有,怎么了?”“07 年去北京时,火车在郑州站停靠了很久,我下车在站台抽了很久的烟,后来一直回想起这个城市。”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站台对他有如此意义。

· 郑州的哥伦比亚可乐

中国人实在太多了。从新乡到郑州,火车票仅 12 块钱,车厢也因此塞满了人。可不知为何,明明很多空座位,人们全在车厢连接处堵塞起来。我捏着一张电子坐票往里挤,但无奈于行李箱过大,无法通过,只得在吸烟区罚站,闻着黄金叶二手烟,听他们用河南话聊天,站立了一个多小时。

在下午四点前往场地路上,天色昏沉,躯体疲乏,心绪不免有些暗淡。但走进涅吧,试音还没开始,哥伦比亚可乐们直接递来一盘 shot。返校日有演出前不许饮酒的规定,不过这个规定只限于演出前两小时内,于是无所事事的我们开始饮酒。

哥伦比亚可乐发给我们的简介只有四个字:四个孬孙。我搜了一下,这个字读 nao,一声。他们和我们有许多相似——年轻、成立三年、发行一张全长专辑、音乐吵闹、现场高音量高能量。

当进一步了解,发觉哥伦比亚可乐们的音乐品味和乐队状态与我们非常相近,就很自然地碰杯,很自然地让酒精滑落下肚。没过多久,大家都有点醉醺醺的。他们的主唱宋振航两眼迷离,文艺 b 氛围开启,开始聊一些诗歌的话题,坐在吧台里给我发了一份王道乾译的《地狱一季》的 PDF。我随即点开翻阅,乘着酒劲努力进入诗歌意向,努力进入那般通灵之感。但可能是酒劲还不够,也可能是我对兰波的全部记忆都来自一个非常糟糕的译本,总之无论如何也进入不了阅读的状态,真可惜。我告诉小宋我现在更能读得进去像布考斯基这样的肮脏现实主义。“哥伦比亚可乐乐队名就来源于布考斯基,”他回答。

由于一些延误,我们到了将近晚上 7 点才开始试音,这使得哥伦比亚可乐上台匆匆调试后便开始。当晚他们的演出实在令人振奋。第一首歌时,吉他手全程弹奏高把位尖锐吉他声,主唱把吉他靠在手箱上制造出无休止的啸叫和回授,然后跳下台反复念唱:“演出开始,快点开始”“湿热”“我要杀了你”“下地狱”。混着迪斯科风格的场地环境,整场演出非常古怪而尖锐,很难想象这样偏独立摇滚的音乐能在现场演绎得如此疯狂。

我们当晚的演出也同样混乱不堪,把一路巡演仅剩的能量都挤了出去。最后一首歌结束时,时间在晚上 11 点 05 分,而我们前往重庆的火车票在 12 点 07 分。于是四个人发动赶路引擎,在 15 分钟内完成了收拾设备、收拾行李、周边售卖、CD签名,然后打车前往郑州火车站广场。

在上车之前,宋振航帮我们另三人买烟去了,但直到汽车已经点火出发,他才拿着香烟气喘吁吁地赶来。但一切太晚,我们只好隔着车窗告别,他笑着目送我们离开。真中,河南人。

· 漳州的许奕丰

许奕丰不是漳州人,而是莆田人。他现在在漳州工作,在大学时期与我和柯哥在一个音乐社团认识。

2018 年秋天,由于想翻唱一些双吉他编排歌曲,我在为自己的翻唱乐队物色一名吉他手。学校里几个大三大四的老乐手不屑于和我们这种新手玩,而与基础太弱的乐手排练起来又太心累,因此我想到了此前在社团 QQ 群里认识的许奕丰(柯哥也是该社团活跃成员)。他没有乐队经验,但有一把 Schecter 和一台 GE200,看样子挺靠谱。然后一顿串串香的酒足饭饱后,他加入了乐队。

尽管这只名叫“猜火车”的翻唱乐队是 18 年和 19 年极为重要的记忆,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可写,但实际上该四人组只演过两场演出。它在大部分时间都成了一个寄托我乐队幻想的存在,等待周末的排练、等待任何可能的演出机会,最抓心挠肝的是等待能够与乐队成员一同排练原创音乐。可除了许奕丰,另外两人毫无做原创的念想,我长期为此痛苦。

许奕丰和我是这支乐队里面对音乐最有热情的两人,我向他传道 Grunge 和噪音摇滚之义,而他朝我展现金属音乐之精神。许奕丰对吉他的态度属于那种闭门练琴以一鸣惊人,除了日常的刻苦练习,他一直在花大钱找知名乐手一对一学习,后来甚至开始演奏起了爵士乐。但我们俩的联结也抵挡不住乐队内部滋生已久的炸弹,也就是我与鼓手的矛盾。在一次糟糕的演出后,这颗炸弹引燃爆发,直接导致了乐队解散。而在这场演出和这场解散发生时许奕丰正在峨眉山实习,在他回到学校后发觉乐队已经没了,仅仅因为我与鼓手的矛盾以及我的妄想。我一直为此感到愧疚。

猜火车乐队解散的第二天是返校日的成立(巧的是在一个星期之后的另一场操场演出结束后,柯哥的乐队也当场解散了)。之后我和许奕丰的联系越来越少,只偶尔在便利店和周末例行的烧烤摊上碰面,后来他和大部分毕业生一样离开了这座城市。在返校日刚刚结束第一张专辑巡演后不久,许奕丰联系到了我,想让返校日来漳州烧山酒馆演,而我们正巧有一个寒假的新巡演计划,因此安排了漳州站。

在漳州古城的一道没有路灯的人行道上,两年未见的许奕丰与我们碰面。尽管成为了一名公职人员,但他除了剪短头发之外没有任何的变化,还是一口福建口音普通话,笑的时候露出一口白牙。他招待我们吃了一顿非常美味的卤味大餐,这顿是这趟巡演我个人的美食 top 1。饭饱后我们一起回到了场地烧山酒馆,这是一个装修非常奇特的地方,在一个中式木制建筑二楼,入口有高高的门槛和绿色珠帘,一条巨大的闽南风格中国龙盘旋在吧台上方。而乐队休息区域供奉着几尊怪神,像是一个中式恐怖片的片场。

演出结束后,我们回酒店放好了设备和行李,一块在附近的麻辣烫吃到很晚。许奕丰第二天早上七点要因公出差,但熬夜和我们坐到了凌晨。在这个摆满油凝木桌的清淡口味麻辣烫小店,往昔的记忆涌入,那些早八的前一晚在学校门口的串串香和乐多便利店躺椅的漫长对话。

· 深圳的下行通道乐队和红糖罐调音师

说到校园生活,返校日第一张专辑里有许多有关校园生活的部分,但也不是那么的“校园”,因为我们音乐风格比那些千禧年美国青春片配乐常出现的流行朋克要另类得多。而来自这次巡演深圳站的嘉宾乐队下行通道,同返校日在这一方面有许多的相似性,他们的乐队名字来源于通往深圳大学社团根据地的一段阶梯,他们音乐的文本的很多字眼也是来源于学校生活,而音乐本身也是另类派的,所以很早以前就挺想和他们一块演一演,但直到今年才有机会同台。

不过看了他们的演出后发现,下行通道不仅仅是晦涩的后朋克,还有很多比较“大调”的独立摇滚色彩在他们音乐中。并且有两名乐队成员的性格一点也不“后朋克”,属于是社交技能非常强的男大学生,这可能就是给乐队增添明亮色彩的因子吧。听说他们已经以 DIY 的方式录制完了第一张专辑,十分期待它的发行。

而深圳站这场演出其实是有一些波折的。我们到达场地试音时被红糖罐的调音师告知有一个吉他音箱坏掉了,他会帮我们“拿”一个音箱过来,于是反正都是场地方“拿”,我就要了个 Marshall JCM800。结果拿过来后又被告知需支付 1200 块钱的租赁费,这下傻了,如果扣除这个钱,我们这场只能盈利两三百块。

在反反复复地讨价还价后,调音师答应让我们只出这个钱的一半。又听闻这个租赁费是他一个人承担,而不是场地老板,所以到此我已经接受了这个 600 块钱的事实。但乐队另外的几人强硬地与场地方继续交涉,争取不吃一点亏,最后他还是自己承担全部的 1200 块钱租金。在调音师发送自己认栽的消息后,我回到场地收拾行李,此时里面有一支翻唱乐队表演,而调音师正拿着麦克风声嘶力竭地唱着《Creep》。

后来有听说红糖罐对我们乐队非常不满,我不知道这其中是不是有一些误会,如果有场地的人员看到这篇文字,我很希望能够再次好好地沟通一下。

· 贵阳,南京和重庆的酒客和乐迷

这场巡演的贵阳和重庆的演出场地是真正的酒吧,两场均为免票但免不了酒客们的闲言碎语。我们在台上用夸张的肢体来演奏,用尽力量砸出音符,台下的酒客划着拳玩着骰子,在我们巨大声音下努力听清同伴的语言,也不时表情狰狞地捂耳朵或是打开社交平台开始吐槽。这不怪他们,他们只想要一些酒精、一些眩晕、一个轻松的夜晚、一个社交的空间,而我们紧张兮兮的音乐实在扫兴。但这不合时宜的场景反而让我们更加兴奋,古怪的氛围配合古怪的音乐再合适不过。我们酣畅地完成了演出,加上场地老板的热情款待、固定的演出收入和专程来看我们演出的朋友的热情。这两个夜晚是愉快的。

南京站同样也是在酒吧,但戏剧化程度要远甚于贵阳和重庆。首先这也是免票演出,其次场地没有撤走桌椅,再次由于一些朋友的大力宣传,现场来了至少 120 名看我们演出的观众,这导致他们全部挤在了酒吧在入口处的唯一空地,而舞台周围则是整整齐齐坐着的和我们无关的酒客。于是 8 点钟上台后,我们偷偷把手箱音量拧大,然后所有人都朝向入口处,也就是观众最多的方向,开始演奏。演出期间和结束后,几位热心的朋友一直帮我们售卖周边,而这些周边收入完全 cover 了车旅费用,让我们完成了在南京演出的一个心愿。

· 每个城市帮助返校日的朋友

我们炼钢一般的巡演生活只是一部分,能圆满完成这场 23 站 Day by Day 的巡演,很大部分要归功于那些无条件支持和帮助返校日的朋友们,没有了 Ta 们的人力宣传、志愿劳动、物力支持、情感支持,我不知道这场巡演会有多么狼狈。

很早之前,在乐队的第一年我们建了个微信群,名为“返校日的校内集中营”。可那个群发展到后面越来越冷清,很多时候只有雷梦岚自言自语,无人搭理。和兵马司签约后,我们认为这个群不需要再存在,便解散了群聊。

去年四月底,我们发了两首先行单曲,以此为契机建立了一个新的微信群。而现在乐队有了正式的录音室作品,人丁明显兴旺很多。又在雷梦岚,柯哥和数位活跃网友的助推下,返校日的群聊发展成了一个极其喧哗的大群,多的时候每天能达到七八千条消息。不仅如此,在许多关键的节点,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托举,让其不仅仅只是一个乐迷群,许多原本未曾谋面的群友互相变成了朋友。我作为乐队成员见证了乐队与乐迷、乐迷之间的联结的生长和流动,在许多时刻都感觉到了喜悦与幸福。

而这场巡演从第一站昆明开始,大部分站次都获得了乐迷们人力、物力和情感的支持,并且在巡演发布到落地的两个月时间里一直在帮助我们宣传,像昆明、贵阳、南昌、长沙、漳州、杭州、上海、南京、济南、北京、郑州等等站次,如果没有他们的劳动,票房至少折半。

但同时也时刻感受到藏在空气中,几乎不可能抹除的权力关系——尽管我们总是用“朋友”来称呼“乐迷”,尽管我们在生活中或是在别的领域能够成为真正的朋友,尽管我们大多年龄相当,也都是读书娃。但在音乐上,这层权力关系永远都在那里,而我们在他们眼里的符号就是音乐,就是一个乐队,因此作为一个纯粹的人和乐迷接触几乎不可能做到。因而,我们很难以一个纯粹的朋友的身份来回报乐迷对我们的支持,所以只能用更好的音乐,用卖力的、低价的演出来做好我们的任务。

并且,实诚地说,我们愿意在保持自己对音乐的态度的同时,获得尽可能多的听众。将近四年的“孤独摇滚”让我们身心俱疲,一次次自认为酣畅的演奏后,抬头还是发现木然的观众,一次次地怀疑是乐队自己出了问题,还是观众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音乐本就不应该出现了这片土地上。在巡演结束后的这三个月时间里,我们一次次地讨论我们的未来、我们音乐的未来,我们的心态已经和最开始的自娱自乐不太一样了。

· 返校日的近况

这场 23 站的高强度巡演给乐队的许多部分画上了句号。而在 4 月 8 号的小酒馆专场后,可乐退出了乐队,胡益歌加入了我们。他为乐队提供了很多新的灵感,我们目前正全力投入第二张专辑的创作中,进程已过半,但我们依旧感到紧张。

我们在暑期会有一个小巡演,走几个今年没去过的城市(广州站是因为 2 月份票房不好,这回再来一次以证明自己),并好好演绎一下我们这半年来的创作。

—— 2023 年于深圳荔林

  1. 编辑注:直刃族,即 straight edge,发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这个名词来自于硬核朋克乐队 Minor Threat 的歌曲 “Straight Edge”,乐队主唱 Ian MacKaye 是直刃的践行者。他们提倡一种“保持清醒、掌控自我”的生活方式,拒绝酒精、毒品与滥交,和当时的朋克场景里的恶习保持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