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7-06

厂牌合约是天使投资，还是卖身契？

——「音乐人是否要签厂牌」主题讨论会

五月中旬，围绕「音乐人是否要签厂牌」主题，《進化耳朵》于深圳举办了一场小型讨论会，编辑林艾舒担任现场主持人。来自不同领域的三位业内嘉宾 huhu、任航以及暖暖受邀参加。他们基于各自过往的工作经验，针对此主题进行了一次常识性的友好探讨。以下为本次讨论会的现场报道与回顾。

· 何谓厂牌，以及厂牌的职能

为便于讨论，主持人林艾舒将主题“音乐人是否要签厂牌”简单划分为四部分：两个名词“音乐人”和“厂牌”、一个动词“签（约）”以及一个选择性副词“是否”。音乐人的概念无需多言，即“创作音乐的人”。然而，何谓“厂牌”？无论是从业者，还是乐迷皆有着相对不同的理解。

尤其是暖暖所处的嘻哈领域。作为听度 TilDawn 的主理人，暖暖打理着一家关注嘻哈、Urban 以及 R&B 等领域的厂牌，旗下艺人包括 PO8 与 11（李佳毅）。在她看来，如今国内的嘻哈语境里“厂牌”是一个相当中式的说法，许多被乐迷熟知的嘻哈厂牌更接近与英文里的 crew，而非实际意义上的 label。

任航所经营的屁仔唱片平时更多以主办的角色与乐迷见面，不过在今年三月，他们为海南的悲剧药方乐队发行了以《槟榔观音》为名的首张全长专辑。任航认为“经纪与版权”是一家传统意义上的厂牌应具有的基本职能。

“厂牌”对应于英语里的“label”，其最实际的形象是印于黑胶唱片上的厂牌发行标志。因此，早期厂牌的核心角色是版权发行，经纪则是围绕版权展开的附加行为。不过如今的厂牌会为音乐人提供更加丰富的服务。以听度为例，厂牌能够提供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艺人经纪、唱片企划、实体和数字发行以及线上线下的商业合作等等。

来自短跑小说的 huhu 则提供一份独特的“音乐人视角”。今年二月，短跑小说乐队的首张全长专辑《贫穷险中求》由乐队独立发行，接着于五月初登上北京草莓音乐节的主舞台。对于 huhu 来说，厂牌的具体定义与职能不重要，他对厂牌的分类依据是“音乐人对公司让渡的权利的多与少”。他所期望的理想厂牌，是让渡权利最低的按具体项目开展合作的厂牌。

关于项目合作制的利弊，暖暖则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如果所有项目均以外包合作的形式进行，音乐人需要付出极高的沟通成本，而且稍不仔细还容易掉进合同里的陷阱。此时没有人帮忙做规划、帮忙挡事，音乐人有多少剩余时间可以放在音乐创作上？”

尽管 huhu 日常需要上班，他对乐队的大小事务仍亲力亲为，并不觉烦恼，甚至会因为合同里的一处细节去翻阅对比中国和美国对应合同条款的不同之处。“我很享受这种学习过程，”他表示自己的情况比较特殊，或许不值得参考，“这些内容属于音乐行业的生产资料，学习知识是对我个人的提升，我也希望自己能看懂这些资料。”

据任航的观察，如今行业中会遇到越来越多力图保持独立运作的音乐人，他们都对自己的运营有着较为个性的理念和思路。屁仔唱片也在适时地调整运营策略，会愿意为更多音乐人提供类似传统行业里的客户定制服务。“除非是完全不知道如何运营自己，”任航补充说，“音乐人不应该把全约即对发展方向的所有权利都交给厂牌。”

· 签约之前：认清自身的需求

任航提及的“全约”即为第二部分所要探讨的内容——音乐人与厂牌所签下的合约是什么？通常而言，合约按厂牌的职能大致分为两个板块：经纪与版权。全约则覆盖包括经纪与版权在内的所有相关权利。

如今涉及版权合约时，争议最大的应属“委托创作”型。当音乐人在合约上签字之后，由其创作和发行的作品将被全权转让给厂牌，仅保留署名权。当被问到是否愿意签署这样一份合同时，huhu 并没有直接表示拒绝。

“从投入和回报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答案。”huhu 举例说明，“假如你计划做一张专辑需要 10 万的预算，但你很明确地知道今后很难靠版税收回成本。这时候有厂牌愿意以 15 万的预付购买这张专辑，你就要仔细考虑一下了。如果真的很需要这笔投资来做专辑——我甚至认识一些刷信用卡来做专辑的朋友，我会建议你把唱片卖给公司。因为我们乐队没有那么缺钱，这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个尊严问题，而不是投入与回报。”

不过，huhu 强调道，所谓的“预付”并不是购买专辑的费用，是“版税预付款”的简称。它不是白给，而更像是公司提供给音乐人的贷款，音乐人需要通过后续的收入来偿还这笔“贷款”。

从厂牌角度看，任航认为辅助做签约决定的关键不在厂牌提供什么样的 offer，而在于音乐人是否清楚自身的需求。若是缺乏演出机会和资金，和厂牌谈合作的时候以此为目标，可以更好的获得心仪的合同。但对于抱有艺术家心态的音乐人而言，他们更看重的是作品最终能呈现出来的效果，至于其它则只是锦上添花。如果没有认清楚自己的需求，就算面对一份合同，音乐人多半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

暖暖每次做出签约决定之前，均会与音乐人直接沟通，了解他们对自身的想法。“是想要做 Billboard 排行榜 Top 10 的艺人，还是要做拥有独立态度表达的艺人？”对于肩负经纪人责任的她来说，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然而正如任航所说，许多音乐人并不清楚自己的需求。经常是明明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对方又忽然推辞，但过两天却再回来说，要不再聊聊？如此反复，对于双方皆是一种消耗。

不过，暖暖也理解音乐人面临的困境。“很多事情音乐人并没有经历过，并不知道现阶段该做什么。”这成为她支持音乐人选择签约厂牌的一个理由，“我听过一个对经纪人的最高评价是，她/他非常知道一个乐队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是我希望自己能达到的水准。”

前来参与讨论会的听众中有一位大厂从业者——常常，他同时是深圳本地乐队散物的乐手。他提到自己近期的工作中曾针对新音乐人的需求展开过问卷调查，其中一项“二选一”的投票为：在“一百万人在线上听到你的歌曲”和“线下演十场五百人售罄的演出”里选择，你会选什么？截至当日，他从后台看到的数据中，70% 的音乐人选择了后者。

“设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我想要了解，这一批新的音乐人是更希望自己作品被人听见，还是自己的现场演出被人看见或者体验。”常常解释调研目的时说到，“这是两条不太一样的、分叉的发展路径，就像玩游戏的时候，你要为自己的人物选择一份职业。当然，有部分人两条路都走得很好。”

在本环节的最后，暖暖再次给出她支持音乐人签约厂牌的理由之一——归属感和安全感。“比如，当你想要策划一场演出或者巡演时，你可以找到经纪人或者厂牌询问方案的可行性。”她举例说明，“厂牌或者经纪人会给你一个理性的从市场角度的分析，从而帮助你做决定。这种团队的感觉，或者家的感觉，我认识也是厂牌的重要职能。”

· 签约与否，殊途同归

在经过前两部分的讨论之后，大家对于厂牌及其基础职能与音乐人的自身需求获得了相对感性的认知。在讨论的最后环节，林艾舒和三位嘉宾尝试以具体的案例来帮助大家获得更实际的参考。

来自海南的悲剧药方是屁仔唱片于 2020 年签约的音乐人。亲身经历与目睹过大厂牌收割版权以及经纪合约束缚音乐人发展的任航，不希望屁仔和悲剧药方重蹈覆辙。“大厂牌的一个经纪人可能要带三四支乐队，在这样的工作量之下，他们所做的更多是一些执行类的工作。”任航从工作细节展开介绍，“所以我们只专注于一支乐队，从而能够尝试更多的创意性内容。比如围绕悲剧药房的一些定制化的演出企划，之前的「南方谜景」与「神仙大药局」的双专场以及乐队在海南岛的专场演出等等。”

双方合作的方式更像是朋友，而非上下级，甚至原本的合约到期之后也没有着急续签，而是凭借互信继续开展合作。“如果他们想走，明天就能走。”任航笑着说，“就算真走，回过头来再见面，我们也能说笑，说‘你们以前是我带出来的’。”再比如，悲剧药房的新专辑《槟榔观音》的数字音乐版权归属也全权又乐队决定，最终乐队将其交给流媒体平台做数字发行，屁仔唱片对此也无任何异议。

“今年放开之后，屁仔将慢慢回归原来的工作方向——海外艺人的演出。”任航觉得与悲剧药方的合作是一种双向奔赴，缘分可遇不可求，“可能不会考虑再签别的音乐人，但会像huhu 说的，更多地以项目制与乐队开展合作。有时候与做音乐的朋友聊天，我甚至会劝他们找个班上。我不想看到他们去大厂牌，让资本改造一番之后以一种音乐人自己也不喜欢的角度和风格推出去。然而，到目前我也给不了音乐人更多东西，这也是我现在不想再签音乐人的原因。”

听度音乐的诞生同样基于暖暖和音乐人 PO8 的缘分与双向奔赴。暖暖留学美国期间，PO8 恰巧是她的学弟，后者做完专辑后希望拜托学姐帮忙做宣传推广，没想这一次邀请就促生一家厂牌。2018 年 PO8 回国和朋友们的第一次巡演是暖暖摸着石头过河给攒出来的。“那时什么都不懂，也不认识什么场地。”但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她想尽办法给完成了，“找各种朋友、托各种关系，你出钱、他出力，机票是找我爸借的 9000 块。演完第一场，结算之后才有第二场的钱，就这样一场接一场。”

正逢国内嘻哈热潮，六个城市的巡演获得成功，同时帮助 PO8 和听度音乐迈出第一步。此后，PO8 的个人第二轮巡演拓展为十二城，第三轮更是增加至二十余城。四年时间，听度音乐一共为旗下音乐人发行了五张实体专辑与近三十首单曲，见证 PO8 从六千粉丝到如今三十万的增长。

暖暖的运营理念同样与大厂牌有所不同，比起通过签约更多音乐人分散投资风险，她更倾向于内容的精品化。“不追求发展的速度，但希望把每个东西、每件事情做好，”这是暖暖对自己的要求，“当我把每件事情尽力做到极致之后，我会发现其实自己能够盈利。不过，我觉得我们属于非常幸运的那部分。”

如果不签约厂牌，音乐人会面临一些细小却现实的问题，比如税务。为解决它，huhu 已经开始着手成立公司，开设工作室。然而当音乐人成立自己的公司或者工作室、运营版权、管理经纪，从某种程度上说，音乐人等同于“签约厂牌”——只不过是自己的厂牌。比起将版权交给别人以换取经纪上的帮助，huhu 更愿意自己做主，雇佣具有同等经验的经纪人来开展合作。

huhu 认为平等的合作可以规避许多原有制度下产生的结构性问题，例如资源浪费。“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是，当音乐人获得厂牌给予的预付之后，认为花钱理所应当，如果正常费用是五千块，他们可能会跟制作人朋友说，没关系，你收八千。”huhu 举例说明，“这可能涉及回扣和贪腐问题。但如果是项目制的自负盈亏，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一种更健康的合作模式。”

平等合作条件下，音乐人提出的创意方案不受公司体制的桎梏，拥有更加灵活的探讨空间。短跑小说的现场会与舞者合作，huhu曾经为此向某音乐节提出过一份创意方案：采购一款足以装下成年人的充气球，舞者可以站在里面跳舞，也能从舞台抛入台下人群，从而和观众形成互动。“方案涉及的所有成本我们承担，包括额外的安保或者工作人员。”huhu 介绍说，“但最后因为安全原因没有落地。不过按这样的合作方式，厂牌也不用承担经济风险，却能够获得更多样化的内容。”

接近尾声时，林艾舒为本次讨论会做出简短总结：“讨论到最后，我们出乎意料地发现今天的主题似乎变成一个假命题。因为只要音乐人持续地走下去，他们总会面对需要与外部展开合作的境遇，无论是选择与厂牌合作，还是成立工作室自己化身‘厂牌’，其实殊途同归。签约的决定没有对错，只有合适与否。音乐人要认清自身需求，才能更好地帮助自己做决定。”

签厂牌是一场博弈：你觉得恨，却离不开

——讨论会前情提要

近半年在深圳和几位音乐人朋友就同一类话题有过讨论，可以总结归纳为：是否签厂牌？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它的选择没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只有相对的合适与不合适。作为一位曾在厂牌工作过的行业新人，我尝试尽量中立、简单快速地说说自己的想法。

· 概念

讨论涉及两个基础概念：厂牌与签约。

首先，“厂牌”是什么？一句话说，厂牌是以音乐生产为核心业务的公司、品牌或者商标。然而，“厂牌”一词在实际情况中拥有诸多的灵活应用。比如，此前看嘻哈的综艺节目，竞赛时的艺人分组也被称为成立厂牌。再比如，你知道秀动也是一家拥有音乐发行和经纪业务的厂牌吗？

其次，此处讨论的“签”的内容是什么？一般和厂牌签约分为两大板块：唱片合约与经纪合约。国内既有只签唱片约的厂牌，有只签经纪约的厂牌，也有签 360 全约（涉及艺人所有版权）的厂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涉及音乐作品版权归属的唱片约。

因此，“是否签厂牌”的问题可以被直白地扩充为：音乐人是否要与他人或公司开展音乐发行和经纪合作？

· 必要性？

互联网、流媒体与独立音乐时代降临之后，音乐公司（厂牌）对行业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以至于许多人对于厂牌的必要性产生疑问。不签厂牌，独立发行、独立经营的音乐人不在少数，其中有许多获得普遍认同的成功的案例。

其实当“是否要签厂牌”的问题被问出时，话里隐藏的可能性便是：不签约唱片公司就能够达成既定目标。

签厂牌既不是音乐人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它或许仅仅是让你从统计意义上“更有机会”获得成功。事实是，没有什么工作是只有厂牌能完成，而音乐人不能完成的，只是大家需要付出的成本不同罢了。然而有些“成本”很可能需要数十年的摸爬滚打才能负担。

· 收益

成为职业音乐人的起步阶段，最普遍的成本需求是“钱”。这也是大多数音乐人选择与厂牌合作的目的。录制专辑和落地巡演所需要的预算，不是一般音乐人能够承担的。例如，以目前的市场价格估算，录制并发行一张录音室全长专辑的钱很难压缩到五万块以下，如果音乐人拥有独立录音和制作的能力或许可以节省一大笔。有多少音乐人能掏这样一笔录音的钱却不觉得不肉疼？虽然我们说，穷有穷的玩法，但当面对厂牌给予的预算时，有多少音乐人会没有一丝心动？

厂牌能够提供的最关键的隐性资源是“人脉”以及人脉带来的机遇。钱嘛，多打几份工就挣回来了。而人脉却不是那么好积累起来的，尤其是合适的人。现阶段，音乐是一个以人脉资源为核心的行业。

多数作品的诞生需要与不同的人合作，更不消说一次音乐现场的呈现要涉及多少无法一个人完成的环节。我无法判断是因为行业不够健全，还是因为它本质上就是人脉行业，至少在当前的这项行当里，没有人脉简直寸步难行。

比如，音乐人并不能像网络购物一样（大胆畅想，也许以后可以），打开某网站就能根据价格选择自己喜欢的设计师、录音师、调音师、制作人等等，在实际操作中，这些“资源”通常是由熟人介绍。再比如，多数主办敲定演出阵容时，最先考虑的是自己人脉范围内能触及的资源，极少 cold call 一支自己或朋友未曾联络过的音乐人，或者草莓音乐节舞台上有多少是非摩登的音乐人？比如的最后，我们去看看主流流媒体平台的首页 banner，有哪一个是编辑真心喜欢而自发推荐的？几乎没有，多数时候是厂牌和平台的资源置换。

所以，尽管厂牌的角色式微，但签约厂牌的好处仍然是显而易见的。签约厂牌能获得资金的支持，能迅速地让你接入它已有的人脉资源库，从而获得更多的服务。例如上更多的音乐节、有机会上热门综艺节目，都可能会是大厂牌给予的承诺。

那另一个“显然”是，天上不会掉馅饼，厂牌不是慈善机构，好处不会白给。

· 限制

对于作为资本方的唱片公司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音乐人 996 坐班写歌创作，版权永久归属公司。程序员不就是被这样对待的吗，仔细想想，他们在公司写代码难道不是一种创作？

历史上真的有一段时间，音乐公司是以雇用作曲家和录音乐手的方式流水线生产流行音乐的，即 Tin Pan Alley 模式（国内所谓的“抖音神曲”的创作生产模式或许类似）。美国最早的音乐版权保护法案即是音乐人在与 Tin Pan Alley 模式的斗争当中诞生的。音乐人和唱片公司经历百年的权利斗争，我们才有今天的成果，且斗争仍在继续。

如果音乐人签厂牌，“借用”厂牌的钱完成作品的录音制作，按行业惯例，作品的母带版权（即录音制作者权）将永久归属厂牌。

何为“借用”？因为这笔钱叫做预付（advance），它将在后续由录音产生的收入中扣除，用于填平成本。音乐人挣的钱，是扣除成本之后的利润分成，但以目前流媒体平台的不透明数据和廉价的播放版税，音乐人能从厂牌分到的版税不多，除非你是“头部”。

由于是“行业惯例”，厂牌几乎不会在录音版权归属上让步，或许存在极少数良心公司（独立厂牌）愿意与音乐人谈代理合作。由此，更为关键的谈判焦点是词曲版权的归属。

厂牌的期望为词曲版权永久属于公司，至于是代理还是以委托创作的形式转让，又要另外讨论。按个人经验，对于音乐人而言，更好的条件是非独家的有限期代理，但对于新音乐人，很难与占优势的大厂牌就这点达成一致。

关于录音母带与词曲版权的争议贯穿流行音乐史，也将在可见的未来持续下去。最近的两个著名例子便是 Taylor Swift 和苏打绿，两组音乐人都因为录音版权归属前公司而选择重新录制旧专辑，但他们能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词曲版权仍在自己手里。

音乐人让渡的核心资产是版权，而让渡的核心权利则是创作与表演的决定权。

从积极地角度理解，音乐人与厂牌的合约是一种共赢，两边的成功都能给对方带来收益。但对“成功”的不同理解会带来分歧，并且一家厂牌往往需要承担多位音乐人的责任，很难避免顾此失彼，极端的情况会被外界视为某音乐人被“雪藏”。

可能许多音乐人在面对唱片合同的时候，就跟我面对社保和公积金的缴纳方式时的态度很像，“太复杂、无所谓、有钱就行”。但当真遇到问题，翻合同一看，原来自己一直缴的是最低档。

· 题外话

不过同样得说一句，我能够理解现如今厂牌或者唱片公司对版权的索取，这其实也是一种规避风险的方式。因为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绝大部分的唱片无法在短时间收回成本，甚至是永远不能收回成本，成为一笔烂账。然而理解归理解，它仍是一种对音乐人艺术创作的剥削。我们或许应该思考，是否存在更公平、更互惠的方式？是不是要等一个幻想中的 web3.0 产品？

说到互联网的结构，在目前的流量导向的模式下，加入厂牌抱团（或者和朋友一起自行成立厂牌），是比独立运营更快获得流量的方式。个人最近的感受是，由于缺少新平台的出现，流量阶层同样开始固化，后来者如果不依附“前辈”，更难获得曝光。红者愈红，以致于大而不倒。

· 结论

回到初始，音乐人是否要与他人或公司开展音乐发行和经纪合作？和生活中大多数的决策一样，它是一个博弈问题，如何通过让渡自己的权利获取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当被朋友问到的时候，我经常是在介绍概念之前，先反问一个问题：你对厂牌的期望是什么？或者你希望厂牌能帮你做什么？通常情况下，厂牌的合同虽然有模板，但具体的条款都可以谈。先认清自身的需求，再考虑下一步的决定，这样在谈判桌上才不会因为对方给出的筹码而迷失方向。

音乐人的量级越大，在谈判中所占的话语权也会越大，厂牌会愿意做出更多让步。因此，你如果是一位初出茅庐的新音乐人，更好的选择或许是等待一段时间再做决定。

每个人的条件不同，面对的问题也不同，不存在普适的最优解。请原谅我无法在这里给出一份清晰的决策树。我能想到许多签约后走上事业巅峰的音乐人正面案例，也能想到许多签约后“被遗忘、被雪藏”的音乐人反面案例。更多情况中，这份合约既不是天使投资，也不是卖身契，而像是一份平平无奇的劳动合同，只不过这份合同不能裸辞、没有劳动赔偿。正如哪吒乐队的金句：“你觉得恨，却离不开。”

音乐人与厂牌的理想状态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合作，而非生产与剥削。签合同是对双方合作的尊重，而不是限制哪边的发展。

如果以独立音乐为初衷，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或者志趣相投的小厂牌，可能会比找一家大公司更适合，也会玩得更开心。反之，如果目标是主流舞台，借助大厂的资源是最容易而便捷的道路。

—— 2023 年于深圳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