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什么是兵马司吗？
给人和事物贴标签是很多人的习惯，比如某某是“后朋克”，某张专辑是“土摇”。这次采访里聊到类似的话题，杨海崧讲到他的想法：“贴标签是为了安全，方便自己进入这种音乐，更容易帮助自己理解，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但恰恰，我觉得好音乐是危险的。它打破你对常规世界的认知，让你觉得陌生，你要完全凭借个人的力量进入它、认识它、感受它。大部分人不愿意这么做，因为觉得太危险。像 P.K.14，我们很多年前就说自己要做的是‘危险的摇滚乐’。艺术就是这样，让你一无所知地去面对世界，没有办法依靠其它东西，只能凭自己的直觉。”
“不要轻易地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做判断——这是很多年轻人会犯的错误。”杨海崧接着说，“他们会很容易地说这个我喜欢或者不喜欢，很轻易地定义自己没接触过的东西。”
踩着夏天的尾巴，我去拜访兵马司。兵马司办公室位于地安门西大街南侧的西楼巷，出胡同往西再走一百米便是北海北门，对面则是什刹海与后海的入口。我走进恭俭胡同的时候，恰逢午后游客的出行高峰，路口横竖停着几辆大巴，百余名游客跟着导游乌泱泱来去上下，好不热闹。
从恭俭胡同一转进西楼巷，嘈杂锐减，虽谈不上幽禁，却不会再让人烦躁。可我来不及松口气，就已经站在三十号门口，门后便是兵马司的地盘，看不太出它和胡同里其余院落的区别，只是门口张贴着一张关于“境外人员居住需报备”的提示通告。我盯着墙上的门铃，有些忐忑地摁下去。
兵马司，一家成立于 2007 年的独立厂牌。截至目前，已有近百张的专辑发行。当下独立音乐场景中的诸多重要名字均与兵马司有所交集，在我看来，兵马司近乎撑起中国摇滚的半边天空。对国摇历史稍有了解的乐迷应该明白这家厂牌对于“中国摇滚”的意义。
因此，自我尝试撰写音乐文章以来，“为兵马司写点什么”乃是一大目标。你能看到许多兵马司旗下乐队的采访，但能收集到的关于这家厂牌本身的资料却十分零散。为此，我斗胆向此前联系过的兵马司员工文予真提出采访的请求，后者爽快地答应，并和我把时间约定在八月立秋的前日，因为这天兵马司主理人杨海崧会来办公室开会。
门铃响后不久，兵马司员工郭现根便为我开了门。从门廊进去，是一个五十平左右的院子，各处种着花草，中央的大水缸里亭亭立着几枝晚夏的荷花。兵马司办公室是四合院北侧的房间，进门便看见一块白板，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近期工作安排。院子西侧是一间小厨房，文予真为我准备的冰水便来自厨房的冰箱。
因为我是提前到，杨海崧还在路上。我从办公室出来，准备去院子四处瞅瞅，却正好瞧见兵马司的创始人 Michael Pettis 手上拿着杯子站在厨房门口。出乎意料，我原本以为兵马司被太合全资收购后，Michael 已经不管兵马司的事务了。
心底掂量过许久没练过的英文口语后，我悄悄吸口气，向正友善地看着我的 Michael 打了招呼。经他介绍才知道，这是他租住的院子。从厨房一旁的楼梯上去二楼，是 Michael 平时住的房间。
接着他向我讲起兵马司以及他对如今的场景的看法。他依旧认为北京有全球顶尖的音乐场景，对此充满信心。当杨海崧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Michael 介绍他说，如果杨海崧是个纽约制作人，那他现在一定非常出名。我记得 Michael 之前接受采访时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因为 Michael 有个需要拍摄的采访在院子里进行，杨海崧便带我坐进南房屋子，正好躲开院里的蚊子。房间很空，平时也用作办公、演出和艺术展览等活动。简单的自我介绍后，这次采访也算开始了。
做乐队不仅是做音乐
在乐迷的眼里，办事低调的兵马司略显神秘，以至于许多人会好奇厂牌在乐队事务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据杨海崧的介绍，兵马司从乐队的作品录音开始便会介入，为他们提供帮助。例如，如何选取录音棚、制作人、录音师？如何制定一张专辑的预算和制作周期？当然，这里的前提是乐队需要厂牌提供帮助，若不需要，兵马司也会放手让乐队自己去做。
等到唱片完成之后，兵马司会继续推进发行宣传、实体制作、专辑巡演等工作。一家厂牌能提供的服务，兵马司将尽可能地提供给自己的乐队。只不过你会发现兵马司往往是做得更多，说得更少，从而只能若隐若现地看到它的角色。并且，这样的角色是兵马司有意为之。
“尽量少地介入到乐队事务当中，这是我们自己的要求。”杨海崧说，“我们的角色可能和很多大公司不太一样，大公司的做法是把所有事情都包下来，都由公司来决定。而兵马司是一家独立厂牌，我们更希望地是乐队自己决定要做什么。并且也从我个人角度，更希望乐队不是一支仅仅埋头做音乐的团体，乐队需要在音乐中成长，去学习如何与别人或者别的公司合作，如何与歌迷打交道。这是独立音乐的价值。”
也许培养乐队就像培养孩子，最好监护人角色是让她尽情地去经历这个世界，发掘自己独特且独立的性格，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必要的支持。杨海崧担心若从最初的第一张专辑开始，厂牌就把乐队所有事务包揽下来，会剥夺乐队成长的机会。
“如果有乐队说我们能自己安排巡演，很好。” 他拿巡演来举例，“因为安排巡演的过程是一个和人打交道的过程、成长的过程，学会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学会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些人。如果公司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那他们就没有这种经历，甚至我觉得这是人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就跟你上班一样，要学会怎么跟同事打交道，而不能只是躲在自己屋子里做音乐，什么都不用管。这是一种缺失的状态。”
面对兵马司的做法，如果不清楚其背后的逻辑，有些乐迷甚至乐队可能会对厂牌产生误解，埋怨兵马司为乐队做得不够多。诚然，创作是音乐人的终极目标，闭门造车却不是独立音乐的价值，也失去了“自己动手做（DIY）”的精神，兵马司“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的做法更能推动独立音乐在国内的生根发芽。
不过杨海崧坦然表示兵马司在宣传和推广上的确有所欠缺：“我们一直做得都不好，说实话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他觉得这与自己的性格有关系，他和几位同事在生活里也都不是比较张扬的性格，不太好意思自夸或者自我宣传。他十分清楚“这对于一个商业的公司来说，肯定不算做得好”，但还是选择了随缘。
更深层一点的原因在于，比起当下的收听量与热度，杨海崧更看重作品本身的价值。 “当我们决定做一支乐队或一张唱片的时候，做的并非一瞬间的东西，我们在意的不是这个乐队现在的知名度有多大，看到的是它的未来。你现在火到什么程度，或者说你在这一年网上的粉丝量增长了多少，对我来说或者对公司来说一点也不重要。我一直跟他们说，我看重的是他们能在摇滚乐或者说中国独立音乐场景里面能做多久，能影响到多少其他的乐队。”他说。
“在摇滚乐历史上可以看到两种乐队，一种是那种红极一时，做得非常好，但很快也就没了。还有一种乐队，他们一开始唱片卖得很少，但却影响了很多做音乐的人，或者很多年轻的孩子听到这种音乐会被启发去做乐队。他们不仅影响到这一代人，还会影响到下一代人，甚至下下一代人。听到这样的唱片的时候，会让你想要去做音乐，而不是仅仅觉得：太好了，我要做他的粉丝。”
一个极有名的例子是 The Velvet Underground 的首张专辑 The Velvet Underground & Nico，最初的销量惨淡，却在后世成为经典。Brian Eno 曾解释他为什么觉得这张专辑至关重要：“每个买了这张专辑的人后来都组了乐队。”而兵马司从诞生之初就践行着这种审美和价值观，2007 年 9 月 8 日同日发行的 Carsick Cars、Snapline 以及 Joyside 的三张专辑也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倘若了解完我们的想法，乐队可以做他们自己的选择，就看他们想要到达什么样的程度。如果想火，想更商业化，其实有比我们做得更好的公司，他们想要选择那样的公司，我们也一点问题没有，也愿意支持。但如果有乐队觉得不用那么急于求成，兵马司至少也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去延长自己的艺术生命。我们更愿意在艺术上提供支持，可以让音乐人慢慢做。而每个公司都有利有弊，如果所有的公司都一样，那也挺无聊的。”杨海崧对兵马司的“缺点”看得很明白，对于乐队的选择保持相当开放的态度。
“我们和一些乐队聊天，他们觉得不想签兵马司，我说也挺好，说明现在的乐队有更多的厂牌可以选择，我也喜欢清楚自己选择的乐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跟谁合作。这也是我之前说的成熟的表现，不随便。”
严肃的音乐家
在兵马司乐队作品的评论区时常看到这么一种说法：“一听就是兵马司的乐队。”去年兵马司发行了十周年纪念专辑，收录着来自不同乐队的 38 首歌曲，你如果认真听过会知道，其实它们之间的差异极大。从小河的实验民谣到亲爱的艾洛伊丝的噪音盯鞋，从生命之饼的硬核朋克到吹万的东方迷幻，很难总结出这些乐队之间有什么共同的风格特点。但我相信熟悉兵马司的乐迷在每听到一张新的兵马司发行的时候，心里都不会觉得突兀，仿佛这支乐队本就应该属于兵马司，比如最近孤独的利里（Lonely Leary）的新专辑《穿过公园就到了》。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杨海崧的制作让这些专辑都变得相似。但杨海崧本人不赞成这个说法，他制作的兵马司专辑不超过三分之一，因此兵马司出品的共性并非他一个人推动。他觉得可能是兵马司的签约机制让乐队风格相近：“我们签约的时候，还真没考虑过风格问题，没想过这个乐队像不像兵马司，因为也没有‘兵马司风格’这种说法。不过有一点比较关键，所有的乐队都是我跟 Michael 肯定会喜欢的，因为签约是我们两个来决定。我们当时的约定是，任何一个乐队只要有一个人说不喜欢，哪怕另一个人特别喜欢，就绝对不会签。也许是这个决定了乐队的风格。”
我认为这种风格的相近有可能来自中国独立音乐的大环境。总体而言，国内独立音乐风格依然十分有限，会使得这些乐队都听起来较为同质化。近几年南方出现的一些乐队倒让我觉得有些新意，就此我征询了杨海崧对他们的看法，也引出兵马司对签约乐队的要求与期望。
“南方的乐队算是从江浙开始，往南到厦门、广州、深圳，我个人也接触过很多。我个人有一个感觉，也不一定是对的，”杨海崧笑着说，“乐队们的想法很好，很聪明，录的东西都没问题，但越往南方，现场越来越差。我觉得南方的乐队在乐队的角度来说，有点松散，甚至有点懒散。”
兵马司在考虑是否签下一支乐队时，更关注现场。Michael 和杨海崧一定会看乐队的现场，尤其是 Michael 特别看重现场的表现。杨海崧说：“我觉得这有点可惜，有的时候我看了现场，虽然演得很差，但我能感觉到他们想法很好，录音没问题，可以签。但对 Michael 来说，会觉得不行。他几乎不听唱片，只看现场。”
“还有一点在于，我们签约乐队，是希望他们能走得更远，拥有更长的艺术寿命。但我看南方的乐队，就感觉他们只是为了高兴，只是玩一下，看不出他们能走多远。可能他们玩一张或两张就算了，去干别的事了，这种感觉特别强烈。你看海朋森或者 Lonely Leary，他们对音乐特别专注，一定要走下去。就算他们遇到很多困难，但他们还是会走下去，会在音乐想法上挑战自己。但南方乐队就很少看到这点。这几年我感觉大家没把音乐当作一个严肃的事情，没有做一个音乐家的那种强烈的核心的力量。这会让我们在是否与乐队签约上，有点犹豫。我们更希望帮助的是能看到未来的、严肃的音乐家。”
近几年选择轻快的音乐风格的新乐队或音乐人也不再少数，我提到他们受日本或者台湾的音乐影响较多。杨海崧认为有这种可能，但不觉得这是心态松懈的原因：“台湾也好，香港也好，日本也好，他们也有那种非常严肃的乐队，虽然他们看上去也很轻松，但实际他们对音乐的渴望或者野心是非常强烈的，像森林合唱团和斑斑，表面上看着也很轻松，但他们对音乐的专注力很强。年轻的乐队尤其需要这种严肃的心态。”
我说：“也许这种轻松、玩一玩的态度有个好处是，可以让更多的人愿意参与。”
“也是。”杨海崧不无可惜地说，“你可以把自己看作一个很业余的乐队，但你做事情的态度应该是专业的、严肃的，用专业的态度去做个业余的乐队。”
一个以审美为主导的厂牌
兵马司的厂牌标志下面有一行小字，是厂牌的口号也是理念：“Recording Our Time（我们记录时代）”。如果把时间拖长一些，让后世的乐迷来回顾兵马司这十年，他们会看得更清楚，兵马司的发行相当完整地记录了中国独立摇滚最初的日子。从Carsick Cars到吹万，再到Lonely Leary；从D-22到XP，再到如今的西楼巷30号，兵马司随着时代场景的起伏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他们总能抓住一些此时此刻最值得听的作品。
只不过我来北京刚好一年，却听到不止一次有朋友向我感叹“北京乐队一年不如一年”，让我有些失落，心里存有侥幸，会觉得也许是朋友弄错。抓住这次机会，我便向杨海崧求证。如果是真，兵马司又应该如何面对音乐场景的波动起伏？
杨海崧同意“走下坡”的说法，虽有遗憾，但看得比较淡然：“这几年，特别是这两三年以来，让我一看就觉得‘太好了’的乐队越来越少。这样的情况对厂牌来说当然是不好的。也不仅仅是厂牌，我作为歌迷，当然希望看到让我惊喜、给我启发的乐队，有点遗憾吧。但我觉得可能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音乐场景就是这样，是一波一波的。这波过去了，未来的只能等着它出现，需要时间，我也不是特别担心。”
在杨海崧看来，音乐场景的好坏并不影响厂牌的决策，他们的评价标准始终未变。“其实并不影响，这波乐队行不行跟兵马司没有关系。我们想签的只是我们想要的乐队。不是说这个场景不好了，我们就挑一个稍微好点的乐队签吧，我们肯定不会降低到这个标准，或者也不是说这个场景太好了，我们不用签那么多，只签一两个就够了。”杨海崧解释说。
“比如这几年北京的场景是不好，但 Lonely Leary 特别好，他们的好跟这个场景的好坏没有太大关系。对我们来说只有好乐队与不好的乐队，或者说我们喜欢和不喜欢的乐队，我们只会签喜欢的乐队。”
现如今的流行音乐嘻哈和电子的风头很盛，当然不只是在中国，在欧美也是。国内有些厂牌随潮流而变，做起嘻哈厂牌，我比较好奇兵马司会不会对嘻哈或者电子感兴趣：“这几年也有种说法是摇滚乐已经快要到头了，电子和嘻哈也变得更流行，你怎么看呢？”
“摇滚乐已经死过很多次了。”杨海崧打趣说，“（电子和嘻哈变流行）其实很自然，但我们兵马司并不会因为现在嘻哈很流行，就做点嘻哈，或者做电子乐吧，我们做不到这一点。这跟我们的审美有关系。兵马司是一个以审美为主导的厂牌，而不是一个以利益为主导的厂牌。如果我们以利益为主导，那我们当然是什么流行跟什么走。我们更看重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电子乐也很好，但我们可能还是更喜欢独立摇滚、独立音乐这一块。”
其实兵马司在早些年也曾尝试过不同的风格，比如民谣，包括低苦艾、小河、旅行者等，也曾有过开设旁支计划的打算，但最终选择放弃，仍专注独立摇滚领域。与其分散精力尝试更多的东西，不如集中精力把能做的做好。
杨海崧回忆说：“那段时间他们想做一个 Maybe Horse（马儿曲厂牌），让小河来负责这个事情。小河也很好，他本身有很多实验、摇滚的背景，虽然做的说是民谣，我觉得特别好。当时他们是想做马儿曲，但后来一段时间我也不在兵马司，Michael 还是觉得不做这个东西，我们的精力还是应该专注在独立摇滚这一块。民谣一开始没那么火，后来慢慢火起来，我们觉得他们也不用我们帮助，会有别的公司去做。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得多元化，但我们精力不太够，照顾不过来，很多乐队真的照顾不过来，那就算了吧。”
虽然兵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做过许多调整，比如收缩音乐的风格，但有些东西一直没有变，杨海崧说：“兵马司的审美、价值观，或者说想要支持的音乐一直没变过，只是说我们会考虑精力是不是有限，如果我没有把握能做得好，那就先暂时别做这个，把精力放在我们能做得好的地方，需要得到我们支持的地方。”
独立厂牌愿景
在出发去采访兵马司之前，我向一些朋友征集过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其中一个是想问问兵马司关于南方厂牌的看法。当我问起的时候，杨海崧提到了琪琪音像。来自广州的年轻的独立厂牌琪琪音像近几年的表现十分亮眼，很有趣的是，琪琪与兵马司在厂牌性格上差异极大，尤其是在社交媒体的宣传推广上。
杨海崧回应说：“我觉得很好，我是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厂牌，如果国内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厂牌，就一两个的话，好无聊啊。就应该有更多的不同的厂牌，不同的方式，比如琪琪就有自己运作的方式，有自己的审美。”
我补充到：“琪琪跟乐迷的互动做得很好。”
杨海崧说：“就是，我们就没做到。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系，一个人的性格也会决定公司的性格，这挺关键的。但这并不是好或不好，只是我们就是这样的。有时候觉得看到他们也蛮好的，蛮好玩的。这就是不同的性格，对歌迷也是好的，你能有选择，更多样。”
接着，杨海崧说出了他认为的兵马司的理想状态：“我恨不得兵马司只做北京的乐队，之前就是这样的，只关注北京。如果外地的乐队，他们想做厂牌，我们把经验告诉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做公司，自己做独立的厂牌，就很好。
“后来发现场景不到位，他们做不到，只能是由兵马司来签，像海朋森、法兹。我更愿意说你们成都或者西安，几个人合作做一个小厂牌，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把兵马司的经验告诉你们，这样更好。每个城市、每个场景都有一个好的厂牌，一个好的录音棚，一个好的演出场地。这个场景就已经够了，这是最好的场景。有点可惜，好多城市就没有这个东西，最后不得不跑到北京来，对我们压力也好大。
“我一直跟一些乐队说，你们自己做些小厂牌多好，现在也花不了多少钱，几个好朋友在一起做点事情，多好，也是成长的经历。”
独立音乐在英美的诞生与发展也正是如此，杨海崧举了 Fugazi 的例子，Fugazi 的主唱Ian Mackaye 和朋友一起在八十年代成立了华盛顿地区的独立厂牌 Dischord。
“美国八十年代的独立摇滚乐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比如 Fugazi。这个启发就是从 Fugazi 开始的，Fugazi 他们只做华盛顿的乐队，不会做任何外地的乐队，Ian Mackaye 说过，哪怕再好的乐队，不是华盛顿的他们也不会做，但如果你想做，我们会帮助你，告诉你怎么做。他们觉得 Discord 不需要成为一个大的全国性的唱片厂牌，只是一个地区性的厂牌，每个地区都应该有自己的社区，有独立的 DIY 小厂牌，这是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最美好的状态。”
因为做大而陷入困境的反面例子也很多，比如 SST 与 Rough Trade，或者 Sub Pop。而兵马司最早的想法就是只做北京地区的乐队，但后来也陆陆续续签了不少外地的乐队，比如海朋森、脏手指、法兹等。仍然有听到乐迷在抱怨说兵马司应该多签一些外地乐队，对此杨海崧笑着回应：“我们觉得已经够多了，有点太多了。”
“像江浙一带，这么好的乐队，有好的录音师，李平在那儿，有好的场地，就做一个小厂牌，牵个头，也花不了多少钱，专门做周围朋友的乐队，多酷。”杨海崧继续说，“我觉得我的理想就是这样的，如果我在南京，我一定会做个小厂牌，只发我身边朋友的乐队，不管做得好还是不好，就把他们记录下来，把它发出去。”
一个新厂牌对独立音乐场景的作用远大于一支新乐队，它不仅仅承担唱片发行，同样也是场景文化的枢纽，八十年代的 4AD 和现如今的琪琪音像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很好地传播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审美和价值观。
“厂牌会把东西留下来，它会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发生影响，一场演出可能就只会影响一个月，可能演完第二天，或者下周就没了，大家都会忘了。但一个唱片如果留下来，十年之后你去听，也能感受。现在这些录音设备门槛也很低，我都为他们着急。”杨海崧说到这里有些激动，“大家又是年轻人，又不是拖家带口的，又不是浪费了，为什么不大家聚在一起花点时间做这个事情。二十岁的年轻人不要想着挣钱，就应该做这样的事情，等到三十岁你再去想怎么养家糊口。”
我说：“可能大家不了解，心里还是对做厂牌有顾虑，觉得有门槛。”
杨海崧两手一拍，笑着说：“你觉得有门槛来问我呀，我就告诉你怎么做，我觉得门槛真的不高。不要有太多的利益导向在里面，不要想着做多大一个厂牌，只要不赔钱，我做一张卖一张，把成本收回来再做下一张，就很好。”
当被我问到未来的计划时，杨海崧开玩笑说：“没有计划。”兵马司的首要任务是把手头的事做好：正在进行的三个巡演，Future Orients、Backspace 与过失；九月的 Snapline 新专辑以及十月的 P.K.14 的新专辑，还有一些乐队新专辑的录音也在筹备了。
我顺便也帮朋友打听了一下亲爱的艾洛伊丝，杨海崧解释说艾洛伊丝原本在两年前就录好了一张新专辑（有六首新歌，六首翻唱），因为一些原因一直没发，拖到现在。不过他透露说，明年唱片店日兵马司为乐迷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其中有一首艾洛伊丝的歌。
上周跟朋友在吃饭的讨论，猜兵马司有多少员工，两个？三个？（杨海崧听到就笑了，说：“真正做事的可能也差不多。”）但其实兵马司有八个员工：为我开门的是郭现根，他平时负责库房，发货和管理院子；曹姐是会计，同时负责办公室行政；樊晏负责媒体和设计；郭震负责发行，周边生产和设计；Nevin 和 Julia 负责兵马司的海外事务，前者北美，后者欧洲；文予真则负责演出，也承担一些设计；还有一位刚入职的老王，现正协助文予真与樊晏的工作，同时也负责写文案；最后就是厂牌的主理人杨海崧了。
我走的时候，Michael端着刚做好的晚餐上楼去了，杨海崧也准备下班回家。出门我才想起忘了拍几张照片，方便写文章，不过也不是很要紧。
从空荡荡的胡同转入熙攘攘的地安门大街，马路上来往的车与人还是那么多，那么拥挤。你说这路口的一百个人里，有多少知道兵马司？听过兵马司发行的作品？十个，五个，还是……
—— 2018 年于北京健德门，2023 年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