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兔的生活、音乐与身份
本次采访发生于上月的一个周六下午，地点是月兔工作的盲区酒馆。盲区酒馆坐落于北锣鼓巷，是“盲区合作社”的线下活动空间。而成立于 2019 年的盲区合作社则是一个内容宽泛的独立音乐组织，他们会在活动空间举办现场音乐演出、筹备圆桌讨论会，甚至像“公社”一样组织公共食堂。它的前身是最早由丢莱卡、小王、倒刺等乐队发起的名为“盲区北京”的 DIY 行动项目。如果要展开介绍就说来话长了，我们先把目光回放至小王乐队身上。
如今由月兔担任主唱的小王乐队，自 2017 年成立之初，便是北京的 DIY 场景最积极的参与者之一。乐队名字虽“小”，声势却十分响亮，只要在北京待段时间，你很难不注意到这支颇具个性的、以女性为主导的朋克乐队。她们坚持独立的理念、倡导积极的行动、秉持女性主义立场，可以说小王是我心目中国内现代朋克乐队的典范之一。或许，唯一的缺点是作品发行速度，目前只能在流媒体平台上听到她们的两首作品。
添加月兔的微信是前年年底，当时为《鹈鹕音乐学院》微信公众号做一期文章的补充采访。此后，我一直希望找时间来跟乐队单独聊聊，尤其想请教她有关女性身份与音乐的问题。我做过许多采访，却极少和受访者讨论音乐场景中的性别议题，但不讨论不代表问题就不存在。以《鹈鹕 Hits》为例，截至目前我们完成 27 期节目，只有 2 期嘉宾是由女性占主导的创作者。7.4% 的比例让人甚至觉得有些触目惊心，不禁会问为什么？
问题的答案肯定并非一次简单的采访就能找到，但至少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展开更多探讨。当更多人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讨论这个问题，或许会如月兔在本文结尾时说到的：“它自然会形成它的力量。”
与生活
艾舒：首先是《普通乐迷》的常规问题，你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
月兔：我小学在外婆家里住了几年，当时有一个表哥也住外婆家。他比我大两三岁，应该是读五六年级。他特别喜欢 Michael Jackson，把所有的零花钱都拿来买 CD 了，而且是正版的 CD。外婆那里是一个云南的小县城，正版货很少，表哥会专门托人去昆明买回来。
我记得如果我们去表弟家，就会看动画片，比如《101 忠狗》。但去表哥家，他就拉我们一遍遍看 Michael 的碟，一大堆我也不知道正版还是盗版的碟。他会跟我们说这人有多厉害多厉害。在 Michael 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像拍电影一样拍 MV，所以我当时把它们理解为电影配乐（笑）。后来再长大一点，他又疯狂地喜欢 SHE。我就跟着他听歌。
后来等到高中，我转学回到我们家那边，有了几个非常时髦的朋友——高中她们就开始戴假发、戴美瞳，其中一位朋友的 mp3 里的歌超级好听。她姐姐在昆明学艺术，她每次去昆明玩都会拷一版新的 mp3 回来，我就拿回家去把她 mp3 里的歌又整个拷贝下来。我就这样听到了 Linkin Park、Maroon 5、Lily Allen 等等，包括一些风格怪异的陈奕迅的作品，很丰富。
前段时间虾米关闭，我特意看过自己的注册日期，是某年的九月一日，我大二上学期开学的日子。当时有个天津的同学很喜欢摇滚乐，把虾米推荐给我，说上面有很多不错的乐队。我就从那时候开始听国摇，很感兴趣，后来还去小酒馆看过演出，比如刺猬、后海大鲨鱼、逃跑计划等等。
我的摇滚乐启蒙很晚，也就是大学那几年。我发现自己很喜欢，只想着毕业一定要来北京。不过我不是想来北京自己搞乐队——虽然一直梦想有自己的乐队，我想的只是来北京可以离我喜欢的东西近一些，所以我 2014 年毕业就来了。
艾舒：我记得你之前有一份公司坐班的工作，所以你是找工作过来北京的吗？
月兔：过来才找的工作。我大学学建筑，来北京找了一家公司做建筑设计师。工作了六年多，也没换过公司，后来是待不下去，才提的离职。我当时对工作的理解，只是想要一份养活我的事情，我志不在此。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个很好的建筑师，对工作没有抱负。我对建筑的兴趣就很正常，也不像同事那样，去哪里玩都会观察，“噢，这个建筑多好！”我没有发自内心的热爱。
不过我认为以这样的心态是可以把工作做好的，只要磨练提升技艺就可以。但公司的体制、上下级权力关系这些东西我受不了，包括老板对你的期待。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团队，只有十几个人，老板人也很好。所以有时候我会很绝望，我们老板比起我知道的很多老板来说，已经非常好，但我竟然还这么难受？
随着我工作年份越来越长，老板开始让我带项目，但我真的不想。那时候我有在想，难道不能简简单单地做我现在做的？不行。你会从各方面体会到那种失望，我也会对自己感到失望。我觉得不给我加工资，我可以接受。但一边不给你加工资，一边还对你抱有期待，然后随时会对你失望。我是一个对此很敏感的人，当时就觉得“啊，好难受”。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很多。比如刚从学校毕业的时候，我对建筑行业有一些……也不能说是理想，可能是期望吧。因为就算是设计商业项目，你也可以把星辰、宇宙这类概念放进项目里，我觉得是很美的。但后来经历那么多项目，我发现甲方看重的并不是这些，这些只不过是自我感动的概念。而且我们公司做的商业建筑，设计大型商场或者百米高层，我会觉得设计这么多的建筑之后，并没有能改变别人的生活，或者说不能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好。
艾舒：设计一栋好看的商场，不会让大家的生活更好了吗？
月兔：可以，我为城市设计了一朵漂亮的人造花，只是很漂亮，但钱都是开发商赚走了。我会觉得自己是在为钱服务，而不是在做一件公共性的事情，我有点接受不了。我们公司也有非常积极的尝试、参与和联合国合作的一些公共性的工作，比如去云南做古乡村改造、改建。但由于是纯公益性质，我们公司根本负担不起，做过几次之后，我们慢慢就退出了。所以我体会到了那种力不从心。也不是对公司失望，是整个行业或者……你没办法，只能跟着钱走。比如对于老板来说，得给员工发工资，得付房租呢，你怎么能做这种公益？
当时所有的这些思考都凑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待不下去了，每天都很难受，有时候真的不想上班了，会去都跟我男朋友哭。在我辞职之前那段时间，抑郁挺严重的。但我没有辞职，有一个原因是我信用卡欠钱（笑）。我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就会买很多东西。比如我加班很难受，吃饭就会一个人点两三百的豪华套餐，吃完上楼接着工作。
我现在发现，不工作的话根本没花那么多钱，没有花钱的渠道。我其实欠的不多，但也不想跟家里人要。我一直觉得再工作几个月，把钱还完就辞职。但我每个月一去工作，就想花钱，到后面真不行了，我说再这样我要死了。然后就咬咬牙，挺了两三个月把钱还完，还攒了一点接下来的房租，我就赶紧把工作给辞了。
艾舒：那时候已经有盲区了吗，或者你有考虑接下来的工作吗？
月兔：没有。我当时也特别不确定，因为其实我的性格还是……说不爱冒险也有点……就有的时候我会特别保守。因为我家人全是在机关单位或者国企工作，很稳定，我们家从来没有经商或者搞艺术的人。所以我潜意识里会对自己有期望，不能让我的职业或者生活颠沛流离。而且我在那家公司工作很久，也有感情，其实有点舍不得走。我当时跟老板说，让我停薪留职三个月，我休息一下。我是这样离开的。
我在家躺了三个月，可能等到最后一个月，我才决定再也不回去了。
之前涂（俊南）、小飞（烧飞）我们聊过可以一起做盲区酒吧。到那个月大家都说，“搞起来吧！”我们开始四处看房子。这样我心里可能更确定了一些，后来我就直接说，我不回去了。有酒馆之后，我就在这边当吧员。
艾舒：那我觉得节奏挺好，中间没有什么空窗，正好休息了几个月。
月兔：我觉得现在是我人生阶段中我最满意的时刻，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更满意（笑）。我现在觉得自己好有钱——但这个有钱只是我定义的，我依旧没有存款。够我花，每天吃饭想吃啥都能吃点，我也好健康，没有什么疾病，我有好多朋友，我觉得一切都很完美。现在这种状态就很好。
与音乐
艾舒：你小时候有学过乐器吗？
月兔：学过一点点钢琴，我是那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人。我小学特别想学钢琴，跟我爸说，给我买个钢琴吧。后来我爸出差给我带了个电子琴回来。不过我觉得电子琴有点无聊，当时不喜欢，比如电子琴会自带和弦伴奏，跟钢琴不一样。
后来初中，我路过学校的艺术楼，看见老师在弹《梦中的婚礼》。那是我第一次听，整个人就震在楼梯间。我说这辈子一定要学会弹这首歌，就去找那老师学钢琴。我刚开始在练指法，一直练到我能弹完这首歌之后。那之后我再没有学过钢琴。
艾舒：小王乐队组建是在 2017 年，对吧？我记得《鹈鹕音乐学院》杂志的采访里有说到，当初好像是安琳想要做乐队，是她拉上你。
月兔：对，我和安琳第一次见面是朋友的朋友在老 What 演出，一个硬核的乐队。那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硬核，我俩经常在那里见面。我们不在老 What 买酒，因为很穷，经常去对面的便利店买。但也是因为这样老 What 倒闭了（笑），我现在后悔了。我们看完演出去便利店买酒，但她只买了一瓶水。我心想这女生刚才疯成那样，她一点酒没喝？反正我就认识她了，后来一起出去玩，经常一起看演出。
有次在愚公移山，我忘了是谁的演出。愚公移山楼梯上去有一片像乐手休息区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坐着，我说，“自己搞乐队好了。”她说，“好，我去学鼓。”然后，我说，“行，我学贝斯。”这是我们第一次说要搞乐队，她学了鼓，我学了贝斯。我们排练了两次，安琳说，“我不想坐在后面，我要当主唱。”我说，“好，那我们找个鼓手。”
当时我们还要找谁会弹吉他，但我谁都不认识。我听说以前住我这个房间的那个人，他会弹吉他，还去过愚公移山演出。我就托我的室友联系到他，问要不要来我们乐队，就是老高，他后来加入我们乐队打鼓。
安琳也去找了一些人问，还找了 She Never Sings Our Songs 的贝斯手伊辛。那是安琳在 Temple 看了他们的演出，伊辛唱歌特别好听，但她是背对观众的，有点害羞。安琳说，“我不管，我要找她来跟我们弹。”一问发现她会弹吉他，欸，那就来弹吉他？她就来跟我们排练了几次。我们起了“小王”这个名字。
老高是搞数摇的，我们每次一搞那种很大声的莫名其妙的音乐，他都皱着眉头，非常难受地打着鼓，看得出来很不喜欢我们的风格。我们一起演出的时候，他可能会很尴尬，后来就没有跟我们一起玩了。之后伊辛也出国了。接下来的小龙和早早都是安琳找到的。“啊，我觉得这个人可以”，她就跟别人聊，就找来。当时身边没什么会弹吉他还想跟我们一起玩的人，她就说，“Temple 的调音师听说吉他弹得很好啊？”就是小龙。
艾舒：这样听起来，当时小王能继续玩下去，安琳起了蛮重要的作用。
月兔：是的。她出国以后我们几个都不想玩了，早早、小龙和我都歇了好久。后来我们一起去看了混凝草，2018 年那次吧，感觉很好。我们就说，“妈的，乐队一定要搞下去！”从上海回来之后，我们就一直讲，乐队还是要搞、还是要玩。
艾舒：你们现在的成员又是怎么加入的呢？
月兔：我们换过很多人。安琳走了之后就没有主唱了，我们就找主唱。我们希望主唱特别疯，特别好玩，无所谓她会不会唱歌。但太难找了，最后试了一下，发现我可以唱啊，那我来当主唱好了。就变成要找一个贝斯手，当时也觉得找贝斯会比找主唱容易很多，后来找到早早的一个朋友——彤彤，她弹得很好。
她跟我们一起玩的时候就结婚了，然后又怀孕了。当时我们定了一场演出，是我们第一次去乐空间演出。她跟我们说她怀孕了，我们很开心。但她后来意识到，她演不了。她家人包括她自己，都觉得现场的那种环境特别嘈杂。她很想对宝宝好一些，不想让宝宝受到影响。我们最后一场告别演出都没有给她演成。因为她考虑到生了孩子之后也不能马上归队，还要工作，就跟我们讲，做好再找别人的准备。
我们就找到了 Liane，一个南非的女生。Liane 弹琴特别厉害，大学专业好像是古典吉他。我们的歌也不是特别复杂，她过来弹贝斯是屈才了。我记得有次我们演出完，赵凯就问我们，你们乐队只有 Liane 是音乐家吧？他们专业的人弹琴，拿的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姿势很对，弹得很轻松。
后来因为乐队的各种问题，我有一段时间觉得真的玩不下去了，换了这么多人，感觉很难过、很受伤。我们当时有场演出在 School，我们说这是最后一场演出，以后不演了。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写得很心碎。养鸡那时和我是网友，她就看到了，她说好难过。她在杭州经常给别的乐队暖场，小王是她最想暖却还没有暖过场的乐队，但小王没有了。这成为后来她加入我们的契机。
那之后，我还是有那种感觉……创作欲吧，不知道是哪种欲望，让你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要搞，没有什么能阻拦自己。接着我跟早早想了很久，决定我们还是继续玩下去，就发了一篇招贝斯的文章。养鸡马上就问，“我可以吗？”
还在跟安琳做乐队的时候，我听过养鸡之前乐队的歌，说，“要是养鸡能来给我们弹贝斯就好了。”在中国我最想要的贝斯手就是养鸡，如今有一种梦想实现了的感觉。养鸡决定加入乐队后，跟公司提离职，然后搬家，非常快，一个星期之后她就从杭州搬到北京了。
这时候 Liane 弹吉他，但没多久 Liane 决定要出国。她男朋友要回美国，她也准备出国学习，说可能也没法玩这个乐队了。但 Liane 出国的事还有些坎坷。那刚好是疫情前，她男朋友先出去了，准备去那边弄一些东西，回来他俩再一起把家搬过去。然而出去之后，就爆发了疫情，他回不来。Liane 也没能出去，因为她待了几个月，发现美国疫情更严重。她现在在做一个诗歌项目，弹古典吉他，跟一些人写诗，做得很好。
我们那时候又开始找吉他手，找找找。有的人技术特别好——我很喜欢技术好的，但你会觉得好像融不到一起；有的年纪比较大——也不是说不喜欢年纪大的，只是大家面临的东西不一样，不在同一个生活状态，有时候想法对不上。后来找到了老肚。
我当时想，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尽量找女生。那会儿盲区还不是这个店，刚开始做合作社，有扫码加微信拉你进群。老肚来加我，说她要进合作社。虽然我们写着“拉完即删”，但我把她拉进去后，看到这女生会弹吉他，我就没删（笑）。我后来经常看她发朋友圈，她吉他弹得很好。我问她要不要来跟我们弹吉他试试，她就成为了我们的吉他手。
艾舒：乐队人员以这样的频率更换，会影响写歌的进展吗？
月兔：写歌不会，但很多以前的歌现在没有演了。如果大家新来，不喜欢之前的歌，那我们就不演。我觉得既然换过人，做出来的东西不可能不变。所以有朋友跟我说，发现我这两年写东西的状态也变了很多。我想过很久，一方面是我的确在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是我和外部环境在磨合。比如，我以前写歌会对吉他、贝斯都有一些想法，甚至贝斯是我来写。现在是养鸡在负责，她技术更好，不会弹那么简单的东西，而想做一些好玩的尝试，所以会改很多。现在的吉他部分也是如此。
艾舒：你们之后会把以前的歌重新整理来录一张专辑吗？
月兔：不知道，我都没有问过这件事。不过我们今年年底有录音的计划，现在歌曲数目是够的，我们平时演一场会有十二首歌，其中两首是翻唱。现在也还在写新歌，大概有两三首正在写，年底之前应该还会有一些。所以歌肯定够，我们需要的是找时间把所有歌都整理一下，想优先录新歌。
录音之前也想先演演。因为新的作品你写出来，演三四个月之后，你会对这歌有某种感觉，应该趁这种时候把它录下来。像我们一些老歌，已经演了两三年，再演就会有点疲。你会觉得拿不定，“这样可能更好？可能更不好？”状态已经不是以前的状态了。我还是想趁新鲜，从新的赶着往后面数，不够再用老歌来凑。
艾舒：如果你们录完，有具体的发行计划吗？
月兔：我们这次应该也不签公司，自己能做。我们不会上网易云和 QQ 的，它们对音乐人和对公司的法律法规不一样。网易云好像你签了之后，三年内所有的词曲著作权、改编权什么都是它的，但它们跟太合签的合同就不是。如果不签公司，也不上这些流媒体平台，我们会损失很多吧，但还是不想签。
艾舒：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合约，你会觉得是合适的呢？
月兔：我之前有听说谁谁谁的合约，比如几年的版权代理，现在已经快过完了。这种合约如果他们不坑你，对你是非常好的。我现在也很少听说真的被大坑特坑……也有的，被这卖那卖的。我就感觉如果你不坑我，为什么要跟我签这样一个合约？为什么他们不去反思自己合约的问题，要让我来承担这种后果？
打个比方，就好像我跟一个公司离婚，错只在我，什么东西都要给他。有可能我们俩也不会离婚，一直很好，不会出现撕破脸的情况。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前面还要签一份那种协议，说如果发生什么，我就会是失去所有的那一方。我觉得特别不合理，我不想签这种东西。
我觉得还有一点，我们大家也都有别的收入，养鸡是画漫画，早早是教鼓课，老肚可能是给别人做点纹身或者接稿画个什么东西。我们的想法是，不要用乐队去赚钱，得想一个别的赚钱的方法，这样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的功利的要求。
艾舒：为什么你们会想不用乐队去赚钱呢？
月兔：我们也想啊，但不想给做乐队这件事背负很大压力，不想把它变成另一份工作，不想去考虑怎么写歌才能被人喜欢，只想做一些纯粹的自我表达，保持一些自由度。“你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算了，反正我也不靠这吃饭。”
我倒不是说跟商业水火不相容，有一些合作对我们自身来说还是非常好的，只是我们现在也不需要。比如签合约能得到什么吗？可能像一些乐队做专辑就是需要 20 万，才能做出他们心目中想要的东西，如果自己去负担就很难，所以他们愿意做出一点点交换。当然，唱片约也能给他们带来一些曝光。对我们来说，自己攒钱也能做这事，目标不是 20 万，或许 5 万就够了。唯一的损失可能就是平台或者宣传。反正我感觉互联网现在也没有那么神奇了，该被看见还是会被看见的。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跟他们交换的东西，我不需要。
艾舒：上次海朋森来盲区做讨论的时候，你们聊过一次 DIY，你觉得 DIY 有些什么好与坏吗？或者它是否有局限？
月兔：我觉得它没有坏处。因为我们作为小团体，目标肯定跟公司不一样，我们不想做成一个帝国。只要小团体能健康地活着，同时能看到一些别的健康的小团体，大家形成一些链接，自给自足，就已经很好了。我们现在尽力把自己做好，也不想要扩张或者怎么去影响别人。我觉得它的意义在于，可能会让那些忐忑的人觉得原来这样也可以做出一些东西。只要能把这种力量传递出去，每个人都开始自己做。他们会做的事情都不一样，手里的力量也不一样，就能出来多种多样的东西。
而且我在想你刚才说的那种商业上的考量，我觉得我也很享受被很多人喜欢或者知道的感觉，但对于我玩乐队来说，它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然，如果每次演出台下一个人都没有，我肯定也很难玩下去，会怀疑自己到底做的什么东西，为什么没有人认可？但如果有一些人能懂你，也就够了。
像安琳走的时候，或者我们不跟小龙一起玩乐队的那种时刻，我会说，“那就到这吧！”但总有另一个声音跟我说，“要继续玩下去！”那个声音是创作本身给我的驱动，我觉得别的东西跟它比起来都不重要。
与身份
艾舒：这次找你做采访，有一个很想和你聊或者说请教的问题，是关于女性身份的。我们《鹈鹕 Hits》播客之前采访高嘉丰，他提到自己对女性主义话题的关注，但因为他是个男生，所以他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是带有原罪的。我也有相似的感觉，所以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说这些话题。你平时很关注女性议题，所以我想听听你会怎么说。比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女性身份这个话题感兴趣，或者说开始主动地去了解女性主义？
月兔：我并不是哪一天突然对女性身份感兴趣。就像之前讲什么事情的时候，有很多女权主义者出来讲话说，“看这件事你要剥离女性视角。”我就想，去x妈的，女性视角是你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自我发现的一种东西，它并不是像眼镜一样，你把它扔掉就没有女性视角了，它是长在你血肉上的。
我从小就觉得我跟表弟、表哥哪里会有点不一样。比如为什么我们受到的待遇或者家里对我们的期待是不一样的？一些非常细小的细节，家庭内外都有。我小时候学习好，我的表哥、表弟学习都不好，他们会说男孩子初中就好了。但他们初中还是没有我学习好，他们又会找很多其他理由。我就觉得我必须那么优秀才能被夸奖，但男孩子好像就不用费什么力就能得到。我也是当女性议题进入公共视野的时候，我才去了解它到底是什么。但这种女性意识是一直都有的，我知道女孩和男孩面对和遭遇的东西会不一样。
艾舒：现在的音乐场景里，你有感觉到身份带来的困扰吗？
月兔：也是很多小事情。比如我们有一次在 DDC 演出，我当时穿了一件衣服，胸前有两朵小花。演完之后别人发了我们的演出视频，写了一个“贫乳朋克”。那个人是我们的朋友，他可能发这个也是像支持我们，但他丝毫意识不到讲这种话会让人有多恶心。我是觉得如果是男生，外貌特征并不会被界定为他们的风格。我在台上表演，我有那么多想法，我有那么多情绪，然后到头来在你这里变成一句轻飘飘的评头论足的话，好像我努力的那些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我会觉得很被冒犯。
又或者我们之前去参加一些活动，比如叫什么夏日派对之类。主办会主动跟我们说，“如果可以的话，请穿得清凉一些哦”类似的这种话。我就在想，他们会不会跟男的也这样说呢？我觉得不会。但也许也说了，反正让我特别不爽，这种事很多。
乐队刚开始玩的那段时间，演出有什么我们就接什么，没多想。但后来发现一些所谓的“女乐手之夜”让人感觉特别不好，主办强行将你跟其他一堆女生凑到一起，有种成为被观赏对象的感觉，让人很不舒服。但这也取决于主办对这件事的态度，我们前段时间就参加了一个很不错的女乐手活动。因为我了解那个主办 VV，她也是女权主义者，所以我知道她集结女性的声音所想要讲述的事情。
我以前分辨不出来，参加过很多这种女性的活动，一次一次觉得难受和难堪，感觉自己被摆在了橱窗里。包括他们在介绍里强调你是“女乐手”的时候，也让人不舒服……
艾舒：这点我在写东西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困扰，它已经形成一种语言上的惯例了，就很难避免。
月兔：不要描述性别。我在写东西的时候，都尽量不用单人旁的“他”去指所有人。对我来说，如果不去强调性别的话，就没有性别，不要把“Ta”都想象成男性。另外，其实很少有情境需要说到“女乐手”这三个字。我现在聊自己女性感受的时候，可以说，但其他时候跟我是不是女生没有多大关系。
我记得我以前在微博上发，有人跳出来跟我辩论，说我这样是厌女，“你本来就是女的，为什么不愿意别人提你是女的？”我觉得我不是不愿意提，而是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需要被强调性别。比如我开车的时候，你说我是一个“女司机”，但我就是一个“司机”啊。有时候这种观念好像是对你的照顾，但就跟刚才说到的“贫乳朋克”一样，我会觉得我在做一件事情却没有受到尊重。
比如，说你们是“女乐手里面最好的”。不，我们就是乐手里面最好的。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把你从乐手里面摘出来另立一个标准呢？就好像你不是乐手，你是女乐手。你想做的只是跟大家一样的事情，但不管你做什么，因为你是女的就会被单独摘出来，这让我觉得很难受。
艾舒：《街声》在今年妇女节的时候做了一期女性音乐人特辑采访，问了十几位女性音乐人，作为女性在音乐行业里的感受。她们的回答很有意思，有的感觉到了阻碍，有的感觉到了优待，有的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阻碍很好理解，像你刚才提到的彤彤，她因为怀孕就不得不面临乐手生涯的停滞。至于优待，其实换个角度看，它或许也是一种阻碍？你是什么感觉呢？
月兔：你说的时候我有在思考，对于我自己的话，会在“阻碍”和“没影响”之间来回摇摆。因为我感觉背负女性身份太久了，不论是做乐手，还是在我在社会中的任何身份，我都必须面对这件事情，以至于我都不知道它是不是阻碍了。但因为它，我产生了很多思考，我现在的很多想法都是基于自己的身份。我无法剥离出来看，这个身份是否给我很大的阻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它让我对社会、对权力关系、对我自己拥有了新的构建。
硬要说的话，就是阻碍。但对我个人而言，我总会把它转化成一些别的……能让我往前的东西。所以它就成为一个推着我的动力，反而激励着我去做更多的事情。
有一些人会说女性身份给自己带来性别红利，但我觉得一切都是标好价的，也许是自己暂时还没发现。年轻漂亮的女孩有的是机会接触世界翻转过来之后的阴暗面。只要你在意这种“红利”，它们可能就会反噬你把你禁锢住，隐形的标价是相对难被看到的，而且，不施以小恩小惠谁会愿意一直当奴隶呢？
艾舒：在性别平等方面，如果是音乐行业和其他行业相比，你觉得这里是更平等，还是更不平等呢？
月兔：我觉得是更不平等，尤其是在摇滚圈子。任何事情只要看比例就知道了，比如在女性只有一成，男性有九成的行业里，性别不均衡的问题一定很严重，只用看数字就知道。
为什么玩摇滚的女生比较少？我觉得有很多原因，首先大家对于玩摇滚的女生会有一些想象，这些想象和传统的好女生形象不符。而且一个小孩如果是女生的话，你可能更愿意送她去学小提琴、大提琴或者钢琴，肯定不会去学吉他，但男孩子学吉他的概率就会大一些。
对我来说还有一点，偶像的力量非常重要。摇滚乐的女性形象很少，也导致你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记得哪一年说好莱坞电影里终于有黑人英雄了，我不记得是那部电影，但我特别懂那种感受。比如你是黑人，从小看的都是白人英雄，他很成功，但你会觉得这个角色跟自己没有关系。传统的摇滚领域，获得主流认可的女性的形象和声音就很少，要么就是中性化的，比如 Patti Smith。你的女性气质是不会被鼓励的，所以当你去看这个行业的时候，你就会怀疑它是不是不适合自己？
还有一些很实际的事情，比如摇滚文化和饮酒文化的绑定，演出前后大家都是要喝酒的，到时候你一个清醒的人坐在一群醉鬼里，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如果有的人不喜欢喝酒，特别是女生，怎么办？酒喝多了的话，回家的时候安全是个问题。你去 Livehouse 也不会让自己完全的放松戒备，不可能像男生那样无所谓，放开膀子啥的，到处都有你需要考虑自保的时刻。
艾舒：你刚才提到说月底会去西安演一场和暴女运动（Riot Grrrl）有关的演出，你觉得这种活动或者场景对国内能有一些什么样的启发？
月兔：你知道有个组织叫“琴包装机关枪的少女”吗？她们会在各地的 Livehouse 或者空间长期组织放映《朋克歌手 The Punk Singer》，就是 Bikini Kill 的主唱 Kathleen Hanna 的纪录片，在我们这里也放过。她们还推动很多的事情，包括一些联名，比如“一起喝酒≠ Yes”那张宣传海报。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有在做一些事情。
我不期望说女性音乐人必须去发表一些身为女性的看法，我觉得大家想说啥说啥，现在只要尽量多的女生站出来，总会形成一股力量。比如当有一千个人说自己内心想的事情，这个群体的声音总是会被听见的。而不是现在有五个人站出来了，你又说他们讲得不好，没有讲女性……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不重要，也不在意，我希望能看到尽量多的人站出来说，它自然会形成它的力量。
——— 2021 年于北京亚运村，2023 年修订